湖北省襄陽市襄州區龍王鎮松樹坡村圍龍王鎮探索“村企共建”，發展集櫻花觀賞、果蔬采摘等鄉村旅游業態，助力村集體經濟增收20萬元。圖為松樹坡村九組的民居。
王 虎攝（人民視覺）
2022年，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謝安鎮扎林村對1200畝撂荒地集中整治，通過集體經濟聯合社進行統一種植、統一管理，既盤活了閑置土地、讓村民變股民，又讓荒山成景點。圖為3月5日，兒童在扎林村油菜花地里玩耍。
潘 帥攝（人民視覺）
江西省上饒市鉛山縣通過“龍頭企業+村集體經濟合作社+農戶”模式，建設萬畝蔬菜基地，促進農民增收。圖為3月6日，村民在鉛山縣永平鎮缸瓦窯萬畝蔬菜基地采收蔬菜。
丁銘華攝（人民視覺）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路徑首次明確——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構建產權關系明晰、治理架構科學、經營方式穩健、收益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探索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資產參股等多樣化途徑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
專家表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已提出多年，但到底是啥樣、咋發展，一直沒有詳細規定。此次文件回答了這兩個關鍵問題，有助于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進一步壯大集體經濟，喚醒更多農村沉睡資產。
農村集體經濟實力增強
——全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總額到2020年底已達7.7萬億元
農村集體經濟是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通過合作與聯合實現共同發展的一種經濟形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形式。這一經濟形態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新”在何處？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倪坤曉向記者介紹，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初的農業合作化運動，195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曾明確指出“1956年，我國一億二千萬農戶和五百多萬個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已經變為集體經濟”。隨著多年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出現集體資產產權不明、管理不規范等問題。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文件，提出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科學確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明晰集體所有產權關系，發展新型集體經濟。
“這個新型集體經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而是集體成員邊界清晰、集體產權關系明確，是更具活力和凝聚力的農村集體經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盧暉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隨著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推進，更多集體資產被盤活，農村集體經濟實力持續增強。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金灘鄉東達村，村集體經濟收入近年來不斷增加。“我們以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為契機，摸清了村集體資產家底，明確了產權。”東達村駐村第一書記滕飛介紹，在此基礎上，村里種蘑菇、養牛羊、開展土地托管，2022年全村羊年存欄量6萬只，年產平菇6萬斤，土地托管年每畝分紅達到570元，村集體經濟收入增至35萬元，村民收入從2015年的4800元增長到2022年的14200元。
在江西省遂川縣，昔日的荒山荒坡成為農民增收引擎。通過盤活閑置土地，遂川縣在全縣185個貧困村建設光伏電站，提高村集體收入。2022年，全縣村級光伏電站發電量達1321.5萬千瓦時，實現集體收入1576.4萬元，此外還繳納增值稅404萬元、享受減免30萬元。
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全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包括鄉（鎮）和村、組這三級組織的集體資產總額增至7.7萬億元（不包括耕地和其他資源型資產）。其中，有集體經營性收入但低于10萬元的村級組織增長至24.02萬個，較2015年增加28.45％；集體經營性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村增加至17.86萬個，較2015年增長117.80％。
因地制宜探索有效途徑
——多樣化發展，包括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資產參股
中國農村地域分布廣、差別大，集體資產構成也不盡相同，如何根據實際管好用好集體資產，促進其保值增值，進一步壯大集體經濟？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指明了多樣化發展途徑，包括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資產參股。”倪坤曉說，立足資源稟賦、區位優勢，各地將因地制宜選擇、探索發展集體經濟有效途徑。包括利用未承包到戶的集體“四荒”地（荒山、荒溝、荒丘、荒灘）、果園、養殖水面等資源，集中開發或者通過公開招投標等方式發展現代農業項目；整合資產打造優質物業經濟，積極盤活村集體原有辦公用房、會堂、學校、廠房、倉庫等房產；發展鄉村餐飲購物、文化、體育、旅游休閑、養老托幼、信息中介等生活服務，推動農村由賣產品向同時賣服務轉變；通過入股或者參股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形式發展集體經濟。
浙江省寧波市寧海縣強蛟鎮勝龍村通過提供物業服務、收取租金和攤位費等方式，村集體經濟年收入已超100萬元。“我們村曾是個經濟薄弱村，這幾年得益于村子附近多家企業入駐，原本只有460多人的村子住進了800多名外來人口。”勝龍村黨支部書記吳偉林向記者介紹，人氣旺了，超市、小吃攤位越來越多，村里僅超市就開了5家，“我們把閑置的房產資源整理出來租給商戶，收取攤位費和超市、飯店房租，這已經成為村集體經濟收入的重要來源。”
盧暉臨表示，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資產參股等模式具有收益穩定、風險可控等優勢，目前在不少地方已發展得較為成熟，“特別是資產入股模式，普惠性強、收入彈性大，推動集體經濟收入‘水漲船高’作用很突出。”盧暉臨說。
在重慶市城口縣巴山鎮農民村，生豬養殖大戶劉杰前些年想擴大養殖規模，卻苦于找不到合適的地塊。“得虧股權化改革項目，我所在的村集體經濟組織以11畝土地和15萬元現金入股，成了我的豬場股東。去年豬場出欄量達2000多頭，賺錢后我立馬給村集體經濟組織分了紅。”劉杰說，今年準備再修2座豬圈，增加炕房和凍庫，延長生豬養殖產業鏈，預計分紅金額還會增加。2022年，依托資產參股、居間服務等模式，巴山鎮10個村集體經濟組織收益達178.1萬元，農戶分紅達129.6萬元。
喚醒“沉睡”資產，農民腰包鼓起來。從全國范圍看，2020年集體經營性收入中可分配收益的部分近3500億元，扣除用于擴大再生產的投資以及用于村、組公益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費用等，用于農戶分配的部分為772億元。實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以來，全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分紅累計已超4000億元。
讓農民有更多獲得感
——發展還不平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過半集中在東部地區
農村集體經濟持續發展壯大，但也面臨不少挑戰。其中，發展不平衡是一個突出問題。
從區域比較看，按照東、中、西部的區域劃分，全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7.7萬億元的資產總額中，東部地區約為5萬億元，占全國的65.5％；中部地區約為1.4萬億元，占比為17.6％；西部地區為1.3萬億元，占比為16.9％。
從資產構成看，東部地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5萬億元資產中，經營性資產占比為56.4％，其他是公益性資產；中部地區的經營性資產占比為26.5％，西部地區的經營性資產占比為23.9％。專家解釋，公益性資產的運行需要不斷地投入費用，不能產生直接收益。
“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需要從多方面持續努力。”倪坤曉說，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集體資產管理的主體。目前，一些地方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存在著組織機構不健全、運行機制不完善、監督和管理制度不落實等問題，以致沒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應加快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進程，研究出臺適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點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壯大，充分發揮其在管理集體資產、開發集體資源、發展集體經濟、服務集體成員等方面的功能作用。
人才是解決問題的另一關鍵因素。盧暉臨認為，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不是養懶漢、鼓勵“搭便車”，更不能滿足于“坐地收錢”，要充分激發“能人”“帶頭人”等鄉土人才的積極性，讓鄉村能人領辦集體經濟，聚集資源實現創新。
在四川省鹽亭縣黃甸鎮，三學村建立起“土專家”“田秀才”人才庫，以鄉賢回引工程為集體經濟蓄力。“能人”們帶動村民參與柑橘等產業發展，通過土地流轉、居間服務等，2022年村集體年收入超50萬元。
“我家現在年收入已達到10萬元左右，這得感謝村里那些幫我們依靠科技增收致富的‘最強大腦’。”山西省忻州市河曲縣榆嶺窊村村民張如英說，這些年，先是在外辦企業的“能人”回村帶著大家發展產業，后來村里又建起人才公寓，10余名農業技能人才和20多名大學生住了進來。人才隊伍強了，村里的產業項目越來越多，收入節節高。2022年，村集體經濟收入超過100萬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9.8萬元。
倪坤曉認為，從長遠發展看，既要從結構上著力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也要從規模上提升農村集體經濟壯大的可持續性。“在此過程中，應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推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運行新機制，讓農民有更多獲得感，不斷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倪坤曉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