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楊民仆
蘇州發現南宋平江官窯、宜興太湖邊首次發現典型的良渚文化“虎紋刻符”石鉞、淮安考古發現一次洪災歷史……4月13日—14日，江蘇省考古學會2022年年會在東臺舉行，發布31項重要考古發現。一處處遺址、一件件文物，見證著一座座城市的興衰與變遷，無聲地講述著江蘇悠久的燦爛文明。
重大突破：
一些遺址發現具有極高研究價值
“南宋‘平江官窯’找到了！”蘇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劉芳芳說，“這是蘇州考古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也是蘇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對蘇州‘江南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南宋禮制文獻《中興禮書》所載，紹興十三年，宋高宗趙構舉行了一次郊祭，祭祀所用的一批陶器，由“平江府燒變”。然而“平江官窯”在哪里呢？多年來一直尋找未果。
位于蘇州市相城區元和街道元和塘兩側的陸慕元和塘古窯址，2022年發掘1000平方米。蘇州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在對相關器物進行初步整理時，驚奇地發現元和塘古窯址群的文物資料中有和宋代禮器相同、紋樣相同的證據。出土的部分陶片上點綴夔龍紋、鳳紋、云雷紋、圈點紋、波浪紋、山形紋、纏枝花卉紋、梅花乳丁紋等紋飾，具有明顯的青銅器風格與宋代風格。另有若干件黑陶尊類器，上面疑似有漆層，是高檔陶禮器，很可能是皇室祭祀所用。
根據文獻證據，元和塘古窯址出土陶器符合《中興禮書》關于“平江官窯”的論述，對照官方燒造禮器的圖冊——《宣和博古圖》及《三禮圖》，能找到對應的器物。比如《三禮圖》里的禮器“豐”，就能和元和塘古窯遺址出土的陶器對上。南宋御街遺址也出土了與陸慕所出完全一致的陶燈。
經認定，元和塘古窯遺址是目前蘇州已發現的古窯遺存中分布范圍最廣、延續時間最長、數量最多、面積最廣、保存最完整、等級最高的窯業遺存，具有極高的考古和歷史研究價值。
一座城池往往記錄著城市千百年的滄桑變幻。淮安城歷史上長期處于運河（邗溝、中瀆水、山陽瀆）入淮口（古末口），唐宋時期的楚州成為“南北襟喉，江淮要沖”，是溝通南北水陸交通的關鍵節點。明清時期，總督漕運部院坐落于淮安府舊城中心，淮安成為漕運樞紐和區域性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明永樂十三年，漕運總兵官陳瑄開清江浦運河，運道由淮安城東改走城西，西門以運河為池，成為進出淮安城的咽喉要道，即慶成門。然而，此門在上世紀被拆除了絕大部分，只存有底部2—3米的高度。2022年的發掘，初步判斷慶成門和甕城主體修建于明代， 通過探溝解剖，慶成門發現有唐宋至六朝的地層堆積和建筑遺跡。“此次發掘，廓清了慶成門的布局、結構和排水系統，展現了宋代到明清淮安城門、城墻的營造技術，見證了淮安城‘因運河而興，因運河而衰’的發展演變，為后期的保護、展示與利用提供了詳細的考古資料。”淮安市文物保護和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劉光亮說。
云龍山漢代采石場遺址，對于研究徐州地區兩漢時期諸侯王陵墓的塞石、封石等石料的開采、加工、運輸具有重要意義；連云港海州飲馬池墓地考古發掘，不僅為研究連云港海州地區西漢時期的歷史文化面貌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及喪葬習俗提供了有力資料，更為研究蘇北魯南地區漢代墩式封土墓類型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罕見文物：
為地域文明研究打開一扇窗
石鉞是原始社會史前文明最高軍事指揮權的代表之物，是王或部落酋長權力的象征。宜興市周鐵鎮東北部的丁埂遺址發掘，最重要的發現是“虎紋刻符”石鉞，為太湖西部文明探源工程打開一扇窗。石鉞兩面圖案相似，一面上層為虎紋，中間是卷云紋，下層為飛鳥紋；另一面上層為飛鳥紋，中間為虎紋，下層為卷云紋。
這一石鉞形制是典型良渚文化石鉞，鳥紋、卷云紋過往都有發現，但這種虎紋極為罕見。無錫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寶山介紹，這是太湖邊首次發現代表權力的良渚文化“虎紋刻符”石鉞。石鉞上的虎紋是否代表本部落的標志（圖騰），飛鳥紋是否代表石鉞的主人可以升天溝通神界等等都是未解之謎。
鹽城市亭湖區東閘新村考古發掘工地發現兩座西漢早期墓葬，出土的文物中，陶郢爯為鹽城首次發現。
“郢”是先秦時期楚國都城的名稱，“爯”是楚國的重量單位，郢爯是一種主要流通于楚國的貨幣，也是我國最早的原始黃金鑄幣。這兩座漢墓所出土的郢爯是泥質灰陶質地，模仿金版郢爯的形制，作為冥幣專用于喪葬中。鹽城地區在戰國時屬于楚，陶郢爯的出土，證明了西漢早期的鹽城依然延續楚文化的影響。此次出土的完整漆弩、漆瑟、六博棋等均為鹽城首次發現。“這對研究鹽城漢代喪葬習俗、社會經濟、手工業生產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材料。”鹽城市博物館的蘇楠說。
此外，南京市六合區姚莊墓地發現了罕見的越王劍等。
填補空白：
對文明溯源起重要推動作用
面對一次突如其來的洪災，幾乎所有百姓都撤離了，但家中的物件沒來得及帶走，淮安清代板閘鎮遺址挖掘證實了這一歷史事件。
板閘鎮位于淮安城西北十二里，是一座因閘座而設鈔關，因鈔關而興盛數百年的城鎮。遺址位于淮安市生態文旅區內，地處淮安市中部，西側毗鄰里運河。
當挖掘層打開后，眼前的一切震驚了考古隊員：多數房址墻壁傾斜塌陷，淤土（沙）層明顯是洪水泛濫后所形成。各類遺物都依其功用堆疊在各類房址中，而且大多可以修復完整，“這些無一不說明其覆亡于洪災之下。”淮安市文物保護和考古研究所的張榮鑫說。
另外，經過鑒定，這里出土遺物的年代沒有晚于乾隆朝的，結合一處碑文所刻關鍵紀年“乾隆三十八年”，考古隊員推斷該處遺址應廢棄于乾隆三十九年的黃河洪災之中。根據記載，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淮陰及上游徐邳一帶連日大雨，黃河水位迅速高漲，岌岌可危，河道總督急派河工至部分重點防御地段護堤。老壩口位于今淮安市區東北五里處，一向沒有被重視，但是到了十九日卯時，河堤潰決，洪水漫溢，決口迅速擴大，到晚上已增至七十八丈，全黃入運，頃刻“遍地澤國”。
為什么部分遺物會被有意識地收攏于容器內呢？“由此推測洪水到來前應該已經通知、組織人員撤離，但因為時間緊迫部分物品沒來得及帶出。”張榮鑫說，“發掘過程中沒有見到人骨，這與當時奉命勘察災情的高晉、薩載等人所奏相吻合，‘民舍雖被水淹，民命幸無傷損’。”
2022年，不少遺址的挖掘填補了地域文明源流的空白。蘇州市吳中區塘北地點發現一個從新石器到明清時期的大型遺址，其中馬橋文化（最早發現于上海馬橋遺址而命名）的遺存為蘇州地區發現最為豐富的一次，對蘇州文明的溯源起到重要推動作用。而南京江寧華西村古代遺存發現的戰國末期至兩漢時期墓葬469座，填補了南京地區兩漢墓葬考古資料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