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上海市閔行區檢察院向涉案企業制發檢察建議。
圖②：浙江省湖州市南潯區檢察院檢察官到涉案景區現場調查。
圖③：浙江省檢察機關現場監督涉案景區刪除前期采集、儲存的游客人臉信息。
游客購買景區門票不僅要出示身份證，還被強制錄入人臉信息；剛辦完住院手續沒多久，病人就收到保險員推銷的手術意外險；程序員破解知名電商平臺加密算法后，公開售賣用戶信息……隨著大數據時代加速到來，數據在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一些違法違規侵害數據安全的行為，引發普遍關注，也因此進入國家治理的視野，數據安全正成為一項重要公共安全議題。
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要切實保障國家數據安全。要加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強化國家關鍵數據資源保護能力，增強數據安全預警和溯源能力。法治是經濟社會有序發展的“壓艙石”，在構建數據安全治理體系的進程中，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依法能動履職，走入數據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公開等全流程、各環節，為保護數據安全提供法治力量。
收集數據·不得超范圍索取
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歷——
下載完某款App后，需要對其提供的條款“同意”“同意”再“同意”后，方可使用App。在美容院、健身房只是辦理一張會員卡，卻被要求提供指紋、面部、身份證等信息。很多時候，平臺想要索取的信息與其提供的服務并沒有關系。用戶不堪其擾，卻又無能為力。
為何各主體對過度采集用戶信息有一種“天然沖動”？
“在當前經濟發展中，數據是創新的驅動力，也是實現商業利益的重要憑借。”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沈括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個人信息蘊含巨大價值，各個主體最大限度、超越權限地獲取數據資源，最終創造可觀的商業利潤。“特別是在數據產業方興未艾，數據監管尚不健全的當下，過度收集信息的行為屢禁不止。”吳沈括說。
事實上，這種情況在檢察辦案中已有體現。
2021年初秋，來自浙江省湖州市某景區的游客通過“益心為公”檢察云平臺，提交了一條景區涉嫌侵害游客人臉信息的舉報線索。注意到這一線索后，最高檢高度重視，將該線索移交給浙江省檢察院。
2021年11月初，湖州市檢察院、湖州市南潯區檢察院成立專案組進行立案調查，并進行電子取證。檢察機關發現，景區現場購票除要求游客提供身份證外，還強制要求游客進行刷臉認證。與此同時，景區運營公司并沒有對游客人臉信息進行妥善處理——對儲存在服務器中的所有信息未設置定期清除機制，個人信息存在安全隱患。
“景區強制游客錄入人臉信息的行為已經超過了正常經營的需要，經過聚集后的海量信息在沒有嚴格的監管制度、技術措施保障下，面臨違規使用和被泄露的風險，嚴重危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承辦此案的南潯區檢察院第五檢察部主任趙坤堯向記者解釋，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定，收集個人信息，應當限于實現處理目的的最小范圍，不得過度收集個人信息。個人信息處理者不得以個人不同意處理其個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為由，拒絕提供產品或者服務。在個人信息處理目的已經實現的情況下，應刪除個人信息。“顯然，景區的上述做法違反了法律的規定。”
2021年11月12日，圍繞涉案人臉信息被侵害問題，浙江省三級檢察院會同當地旅游度假區管委會、景區運營公司召開磋商會，并邀請浙江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相關工作人員和法律專家參加。
磋商會上，大家一致認為，景區運營公司應刪除前期采集儲存的人臉信息數據，規范人臉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同時，湖州市檢察院與市網信辦開展磋商，市網信辦對景區運營公司提出整改要求。同年11月18日，湖州市檢察院向景區運營公司制發檢察建議，督促其積極整改。
為確保刪除工作符合規范，有效維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2021年11月24日，浙江省檢察院組織技術力量會同辦案人員赴現場開展技術勘驗，湖州市檢察院邀請人大代表、人民監督員到現場見證，該景區前期采集、儲存的120萬余條游客人臉信息被完全刪除。
“現在，游客可以自由選擇人臉識別、購買紙質門票、網絡購票等多種方式進入景區。對于采用人臉識別進入景區的游客，景區會根據游客入園的需要合理設置人臉數據刪除的期限，在游客游玩結束后自動刪除人臉信息，確保游客人臉信息安全。”趙坤堯說。
存儲數據·提高平臺技術防御能力
“非常感謝檢察院和人民監督員提出的寶貴意見，我們將以此案為鑒，及時落實整改措施，切實加強平臺網絡安全管理，守護用戶信息安全。”日前，在檢察建議宣告會上，某知名社區電商平臺安全部門負責人向上海市閔行區檢察院表達了感謝。
就在不久前，這家電商平臺還因加密算法被不法分子公開售賣，導致用戶信息安全受到威脅。
陳某是一名程序員，他將從網上搜索到的相關算法和自己的技術相結合，利用輔助軟件繞過某短視頻平臺、某社區電商平臺等互聯網平臺的校驗程序，破解了某知名社區電商加密算法，從而實現對短視頻批量點贊、批量下載，還將獲取的平臺用戶信息售賣牟利。同是程序員的周某從陳某處購買加密算法后，也獲得“靈感”，將自己掌握的攻破互聯網平臺加密算法的“技術”在網上售賣。
這樣的情況并非個例。從2020年6月起，南京的李某受黃某委托，制作、提供用于騙取停車信息的“JTC”等程序“技術”用于售賣。據悉，該款軟件可以通過技術手段繞過停車平臺系統安全防護機制，非法獲取在停車平臺系統內保存的個人車輛即時停車位置信息。
“互聯網平臺、企業等收集了用戶的數據信息，就有責任、有義務保護好數據，加強對數據安全的技術防御能力。”閔行區檢察院檢察長胡春健告訴記者，他們在辦理陳某、周某提供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案中發現，犯罪嫌疑人的技術水平并不算太高，通過簡單的學習就可破解涉案互聯網平臺的加密算法，并抓取用戶信息，這也暴露出涉案的互聯網平臺網絡安全技術需要提升、安全意識不足等問題。
為達到“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目的，針對辦案中發現的問題，經過深入調研同類型、同領域互聯網企業，并與相關技術人員、法學專家等充分溝通，閔行區檢察院向涉案互聯網平臺所屬企業制發企業數據安全風險管控的檢察建議。于是就有了開頭的一幕。
信息收集者可以通過提高技術防御能力來抵擋外來入侵者，可當自身成為泄密者，誰又來保護用戶的權益？
2021年以來，江西省宜春市一些住院患者有些困惑：怎么剛辦完住院手續，就有保險代理機構推薦手術意外險？到底是誰泄露了我的診療信息？舉報線索到達宜春市檢察院后，該院進行了立案辦理并全面摸排核實。
原來，為精準銷售手術意外險等險種，部分保險代理機構業務人員通過合作醫院違法獲取大量患者的姓名、手術類型、聯系電話等醫療健康信息，對患者進行保險推銷。
2022年7月，宜春市檢察院向對此事負有監管職責的市衛健委制發行政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要求其依法處理相關醫院，采取有效整改措施，及時堵塞患者個人信息保護漏洞。市衛健委收到檢察建議后，立即組織召開加強患者診療信息安全管理工作部署會，督促5家涉案醫院限期整改，規范患者診療信息查詢程序，堵塞信息泄露漏洞。據悉，市衛健委還在全市部署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患者診療信息安全專項整頓活動。
經過一系列整治，如今患者終于可以安心就醫，醫療機構的數據風險防范意識也有了進一步提高。
保護數據·最大限度吸收各方主體參與
數字時代，數據已經和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并列為五大生產要素之一。數據安全受到威脅，危害的不僅僅是個人隱私，還有商業秘密，甚至國家安全。
2022年6月，西北工業大學遭受境外黑客組織和不法分子網絡攻擊，此事引發廣泛關注。經調查，攻擊活動源自美國國家安全局“特定入侵行動辦公室（TAO）”。近年來，TAO對中國國內的網絡目標實施了上萬次的惡意網絡攻擊，控制了數以萬計的網絡設備，竊取了超過140GB的高價值數據。同年8月，媒體報道稱，有黑客利用木馬病毒非法控制逾2000臺計算機，入侵40多家國內金融機構的內網交易數據庫，非法獲取交易指令和多條內幕信息，進行股票交易牟利……如何保護數據安全，已成為當下不可回避的命題。
在吳沈括看來，數據安全的全面實現需要三方面的努力，“一是技術要素層面，要積極研發和引入各類保護數據安全的相關技術，利用好包括隱私計算、脫敏加密等在內的各類技術解決方案，實現技術層面的保護；二是組織管理層面，需要制定全流程的數據流轉規則，通過規則的利用來引導各方主體，遵循共同的業務準則、行為準則；三是數據安全保護要注意合法性、安全性和倫理性的融合，最大限度地吸收、激勵、推動各方主體參與數據安全治理，形成良性的、可持續的安全治理生態。”
胡春健對此表示贊同。在他看來，數據安全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企業、用戶等多元主體協同發力，統籌推進。“政府監管部門要充分發揮在數據安全保護中的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作用，使保護數據安全形成‘全國一盤棋’；企業作為信息傳輸、儲存、使用的主體，必須不斷更新技術，加強防御能力；各平臺用戶也要加強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識，不能輕易授權他人獲取個人信息。”胡春健表示，只有全社會形成數據安全保護意識，才能在互聯網時代做好數據安全保護。
趙坤堯從打擊涉數據安全犯罪出發，建議檢察機關注重部門協作，充分發揮“四大檢察”職能，在開展刑事打擊的同時，同步推進民事檢察、行政檢察、公益訴訟檢察等工作。“同時，檢察機關要不斷加強外部協作，督促強化個人信息等領域的行政執法，形成數據安全的預防、打擊和治理合力。”趙坤堯補充道。
采訪中，多位專家均提到，保護數據安全需要法律提供強有力的保障。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相繼出臺，表明國家高度重視數據安全法律體系的完善。就在不久前，最高檢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網絡法治工作的意見》，提到檢察機關要依法嚴懲網絡黑客非法侵入、非法控制、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特別是涉及國家安全、民生重要領域計算機信息系統等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數據安全保護工作早已提上日程。2021年7月，針對侵害用戶權益、威脅數據安全等行為，工業和信息化部組織開展互聯網行業專項整治行動。今年初，工信部與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十六部門聯合印發《關于促進數據安全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從供給側為保障國家數據安全提供技術、產品和服務支撐。前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正式確立組建國家數據局，這意味著數字中國建設將得到更多的制度保障，更加規范有序。
司法辦案·做好數據分級分類保護
數字中國建設是覆蓋全社會各領域的一項體系化、科學化的重大基礎性工程。隨著司法信息化的推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型技術在司法中的廣泛運用，司法機關在打擊涉數據安全犯罪的同時，保護好自身領域的數據安全同樣重要。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要求，加強檢察機關信息化、智能化建設，運用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推進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等跨部門大數據協同辦案。可見，推動跨部門協同辦案、促進執法司法大數據信息共享是大勢所趨，也是檢察大數據賦能新時代法律監督的重要路徑，在此過程中，必須做好數據安全保護工作。”胡春健認為，重點要做好三個“防”。一是加強“人防”，檢察干警作為案件數據的掌控者，要提高數據安全意識和對案件信息的敏感性；二是做到“數防”，不同層級的案件信息公開的程度不同，怎樣做好司法數據的分級分類保護，引導辦案人員合理合規地使用數據，需要在數字檢察建設中不斷完善；三是加強“技防”，檢察機關要不斷提高自身技術防御能力，不僅要出臺技術安全的相關規范，同時基層檢察機關也需培養專業人才。
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三級高級檢察官孫慧芳對在檢察辦案中加強個人信息保護格外重視。“檢察機關在履職過程中會涉及大量個人信息，這些信息不僅有姓名、年齡、性別等一般意義上的個人信息，還可能會涉及遺傳或生物特征、健康數據等個人敏感信息。在檢察大數據應用中，要充分考慮個人身份使用的必要性以及數據挖掘目的、手段和結果應用的正當性。如無必要，不進行基于個人身份的數據挖掘。如必須這么做，在處理個人信息時，要通過合理的技術或組織手段，保障個人信息的安全。”
時代巨輪滾滾向前，數字中國建設如火如荼。大數據時代，在數據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公開等全流程、各環節，運用法治力量，筑牢數據安全底線，必將助推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