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渤海遼東灣，每年冬季，被稱為“海上大熊貓”的斑海豹從西北太平洋的寒冷水域洄游到這里進行繁殖；在橫跨江蘇、安徽兩省的高郵湖濕地，以斑嘴鴨、綠頭鴨為主的千只野鴨群在此越冬遷徙，成為水面上的美麗“精靈”；在貴州貴定，因為當地雨水豐富，定居下來的畫眉鳥以“林中歌手”的身份為密林帶來勃勃生機。
而某天，這些受到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因為遭遇獵捕，可能被殺害，更可能成為水族館里的表演者或被圈養的籠中鳥……僥幸活著的它們，面臨遠離原生環境和未知生死的恐懼。
違法者落網后，被司法機關扣押、暫養的野生動物如何放歸救護？檢察機關攜手各方，堅持對野生動物實施優先保護的原則，不僅在司法實踐中積極探索涉野生動物案件的辦理模式，而且從優化頂層設計上加強銜接協同，為珍貴動物的回家之路保駕護航。
01 一次流浪：涉案野生動物的放歸救護不到位
【“我們在辦理涉野生動物刑事案件時，經常會遇到野生動物活體物證的取證、管理等問題。如果案子破了，但涉案野生動物沒有獲得新生，這就使辦案背離了原有目標，案件的辦理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今年的洄游期還沒結束，遼東灣繁殖區的斑海豹已經開始陸續北上，在這個本就不龐大的家族中，仍有47只斑海豹流浪于山東等10個省市，至今未能回家。
而這次流浪，要從7年前的一場獵捕說起。
自2016年3月開始，一到斑海豹繁殖的季節，被夜幕籠罩的遼寧省營口市和盤錦市之間的冰區海域上總會出現幾艘漁船，數天的出海時間里，漁民劉某等人在冰區海域來回穿梭，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斑海豹幼崽。獵捕完成后，劉某等人從長興島偏僻的小碼頭上岸，早就在此等待的翟某等人會從他們手中收購這些斑海豹幼崽，并運至某處暫養，再以每頭2萬元至5萬元不等的價格出售給山東、河南、浙江等地的水族館，用于營利性展覽或出售給個人用于二次轉賣。截至案發，翟某、劉某等人共獵捕、收購斑海豹幼崽206只。
2019年2月，公安機關在案發地查獲71只斑海豹幼崽，并分別將其送至位于遼寧省大連市的3家農業農村部水生野生動物救護網絡成員單位進行安置救助。“因被獵捕時受到驚嚇，被藏匿時又未得到母乳喂養，小斑海豹送來時非常虛弱，免疫力極差。”成員單位遼寧省海洋水產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鹿志創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安置兩個月后，存活下來的61只斑海豹幼崽經評估符合放歸條件，這才分兩批放歸到遼東灣中。
2021年4月，經大連長興島經濟技術開發區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以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野生動物罪判處7家被告單位罰金785萬元；判處被告人翟某等42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至一年三個月不等的刑罰，各并處罰金，收繳違法所得。
案件判決后，對于已經運往外地的72只被扣押斑海豹，在綜合考慮其身體狀況、結果所在地飼養條件等因素的基礎上，有關部門決定實施就近寄養救助的方案，結果導致被扣押的斑海豹分散在全國各地寄養，遲遲沒有被移交救助，甚至出現了由涉案單位繼續飼養的情況。更嚴重的是，由于部分被扣押的斑海豹在遭遇獵捕時受到驚嚇，再加上長途運輸導致身體虛弱，進而造成其在自然狀態下因疾病、受傷等原因死亡。
不僅是大連，在貴州省貴定縣和江蘇省寶應縣，當地檢察機關在辦理涉野生動物刑事案件時也遇到了類似問題。
貴定縣檢察院檢察官受邀提前介入一起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時發現，公安機關將扣押的三只畫眉鳥交由貴定縣林業局派出機構林業站管護，林業站在接收后，將三只畫眉鳥暫時寄養在一護林員家中。護林員缺乏專業養護知識，造成其中一只畫眉鳥死亡，剩余兩只畫眉鳥處于無收護機構、無專業人員看管、無扣押場所的“三無”境地。寶應縣檢察院檢察官在辦理一起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陸生野生動物案時發現，犯罪嫌疑人通過播撒含有農藥水草的方式，非法獵捕野鴨500余只，其中有317只野鴨屬于國家保護的“三有動物”，且體內含有不同程度的農藥，面臨生命危險。
“我們在辦理涉野生動物刑事案件時，經常會遇到野生動物活體物證的取證、管理等問題。如果案子破了，但涉案野生動物沒有獲得新生，這就使辦案背離了原有目標，案件的辦理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寶應縣檢察院檢察官索興陽說。
02 一張計劃表：防止涉案活體野生動物遭受二次傷害
【“我們認真查找斑海豹被長期扣押、移交滯后的原因，通過召開專家論證會，確定了包含能放盡放、科學評估、就近就地移交救護等內容的救助方案，通過召開推進移交工作會，決定成立大連市公檢法聯合處置小組，分片區分批次到斑海豹寄養地完成將扣押斑海豹向轄區行政機關移交工作。”】
“1月3日，成立專班；1月12日，召開座談會；2月20日，咨詢專家……”在大連市檢察院第六檢察部主任葉紅的工作桌上，貼著一張由她自己制定的工作計劃推進表，里面詳細記載了辦理斑海豹保護溯源治理案件的工作進度。按時完成每項工作后，葉紅都會在表上打個勾。
“辦理野生動物案件必須有緊迫感，案件的辦理速度決定了野生動物的生存情況。”這是葉紅制定工作計劃推進表的初衷。2022年12月，最高檢第八檢察廳將涉案斑海豹溯源治理公益訴訟線索移交大連市檢察院辦理。鑒于該案覆蓋面廣、影響力大，該院立即成立專案組，查明扣押的斑海豹尚有47只存活，并于今年3月15日以督促相關部門移交救助斑海豹事由立案。
“我們認真查找斑海豹被長期扣押、移交滯后的原因，通過召開專家論證會，確定了包含能放盡放、科學評估、就近就地移交救護等內容的救助方案，通過召開推進移交工作會，決定成立大連市公檢法聯合處置小組，分片區分批次到斑海豹寄養地完成將扣押斑海豹向轄區行政機關移交工作。”專案組成員、大連市檢察院檢察官陳磊表示，該院把斑海豹寄養地點集中、扣押數量多、既有刑事已決案件也有尚在辦理案件的山東省，作為啟動移交的首站，探索運用辦案與救護分離方式對案件還在偵查階段的6只斑海豹一并移交救助。
由于47只扣押的斑海豹被寄養在全國10個省14個城市，存在多頭監管或者無監管的情況，司法機關如何跨省際向行政機關移交斑海豹，成為擺在專案組面前的一道難題。對此，該院一方面形成工作報告，建議遼寧省檢察院報請最高檢，在國家級層面進行溝通協調。最高檢第八檢察廳向農業農村部漁業漁政局發函后，該局復函稱已就妥善處置涉案斑海豹進行了總體部署；另一方面，該院根據案件管轄的規定，向涉案斑海豹所在地的14個市級檢察院通報扣押情況和有關線索，推動斑海豹保護及時到位。
召開專班會議、組建專家團隊、制發檢察建議……專案組每一步扎實的工作，都是為了讓扣押的斑海豹能夠健康成長。發稿前一天，葉紅告訴記者，大連市公檢法聯合處置小組已于5月8日至10日先后到斑海豹扣押地山東省日照市、臨沂市、壽光市，完成了首批17只斑海豹的移交工作。17只斑海豹，在經歷了1500余天的漫長等待后，終于走出“黑名單”，迎來重返海洋的曙光。其他省份的移交接收工作也將隨即展開。
“讓每一只斑海豹都能回到自己的家，這是我們辦好這個案子的初衷，也是答好野生動物保護公益訴訟這張考卷的關鍵。”采訪中，葉紅向記者展示了那張工作計劃表，“你看，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第16項工作，剩下的2項都是長期任務，我們算是交卷了。”
03 一個轉變：探索“訴放分離”“罰救分離”模式
【“活體物證不同于其他物證，不應該等到案件判決結束后再進行處置。只要定損鑒定、固定取證等流程完成后，檢察機關可以督促公安機關盡快開展涉案野生動物放歸工作。”】
除了跨區域移交救助涉案野生動物外，確保它們有序管理和及時放歸也是做好涉野生動物刑事案件“后半篇文章”的應有之義。
我國法律對于野生動物活體物證的管理缺乏明確性規定，司法實踐中的處理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是直接送往野生動物救護站，有的是交由專業人員看管，有的是暫養于動物園或水族館，有的是鑒定完畢后立即放生。那么，究竟選擇什么樣的方式對涉案野生動物來說是最有利的？
“野生動物種類繁多，物種鑒定和辨認是首先要做的一項工作。如果是本土物種，最好的方式當然是把它們放歸到適宜生活的野外棲息地；如果是外來物種，可以把它們放到科普教育場所，避免外來物種入侵等問題出現。”北京大學保護生物學教授、自然保護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創始人呂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野外棲息地首選當然是原產地，但如果某個地方達到適宜生存區的環境評估條件后，也可以認為符合野外棲息地的要求。”
“很多野生動物都有周期性遷徙的特性，且分布范圍比較固定，對它們來說，放歸野外肯定是最合理的方式。”鹿志創說，“但怎么放，放完之后它們是否能夠生存，它們在人工飼養條件下所攜帶的微生物是否會對野外生態系統產生影響，等等，這都是需要考慮的內容。換句話講，要做好評估，科學放歸，確保它們的生存安全。”
涉案野生動物的價值認定直接影響定罪量刑。司法機關在辦案過程中往往會因為活體物證價值認定困難，而一再延長扣押取證期限，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涉案野生動物的生命周期。對此，呂植給出了自己的觀點，“活體物證不同于其他物證，不應該等到案件判決結束后再進行處置。只要定損鑒定、固定取證等流程完成后，檢察機關可以督促公安機關盡快開展涉案野生動物放歸工作。”
呂植的觀點，與大連市檢察院于今年3月27日召開的移交救助斑海豹案專家論證會形成的意見不謀而合。會上，多位野生動物保護專家提出，司法機關可探索對涉野生動物刑事案件采取“訴放分離”“罰救分離”模式，在保存好涉案證據的前提下，對存活野生動物盡快進行救助和放歸。“這個意見不僅具有必要性，對司法機關來說也具有可操作性。”參會的鹿志創對此印象深刻。
巧合的是，鹿志創口中的“可操作性”在最高檢指導江蘇等地檢察機關辦理涉海龜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中得到了充分印證。跟隨江蘇海龜案的腳步，多地檢察機關結合當地實際，在辦理涉野生動物刑事案件中探索適用“訴放分離”模式。
“作為司法機關，我們不能從保護者變成傷害者，不能讓鮮活的生命終結在我們手中。”貴定縣檢察院檢察官羅文才向記者說起了辦案時的最大感受，“還是要快！”在森林公安對扣押的兩只畫眉鳥進行證據固定后，該院隨即邀請林業部門專業人員對畫眉鳥健康狀況進行檢查，在確定其身體狀況良好的情況下，經與公安機關、林業部門協商一致，將兩只畫眉鳥在該院提前介入后的第9天予以放飛。
寶應縣檢察院在上級院的指導下，通過咨詢野生動物保護部門，深入了解野鴨的生活屬性，監測扣押的野鴨身體狀況，并給予必要救助，同時選取轄區最有利于野鴨生存的區域，督促公安機關在固定好案件證據后，及時組織放飛野鴨。
“檢察機關對涉案野生動物的放歸救護工作起著重要的監督作用，實踐中可以探索對涉案野生動物的走向進行全鏈條監督或定期開展‘回頭看’活動，確保涉野生動物案件辦理取得實效。”克萊恩斯歐洲環保協會中國首席代表龍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04 一份文件：“司法+行政”加強野生動物放歸救護
【克萊恩斯歐洲環保協會中國首席代表龍迪建議，中國檢察機關可以從加速探索涉案野生動物放歸救助司法模式、加強對野生動物救助相關部門的司法監督、增強信息公開與公眾監督、強化多部門協作、推動建立涉案野生動物保護全球司法合作機制等方面開展此項工作。】
今年5月1日起，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正式施行。依據該法規定，檢察機關可以督促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組織開展涉案野生動物收容救護工作，這為野生動物保護筑起了一道更為堅實的司法防線。就在4月28日，一份省級層面的規范性文件出臺，為在貫徹實施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基礎上構建區域協作、部門聯動的野生動物保護新機制提供了重要助力。
這份文件，是遼寧省高級法院、省檢察院、省公安廳、省農業農村廳、省林業和草原局聯合出臺的《關于建立司法涉案活體野生動物放歸救護聯動協作機制的意見（試行）》。《意見》明確了信息共享及線索移送、聯動開展證據固定、聯動開展證據移送、聯動開展放歸救護、聯動開展跨區域協作等5項機制。《意見》強化對司法涉案活體陸生野生動物和珍貴、瀕危水生野生動物放歸救護工作的司法行政協同。
如今，針對涉案野生動物放歸救護，不僅是省級層面，一些地方的基層檢察機關也聯合有關部門制定規范性文件，并開展了多維度的有益嘗試。
擁有9種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的馬邊大風頂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于四川省馬邊彝族自治縣。為保護好當地豐富的生物“基因”，馬邊縣檢察院與公安、法院、農業農村、林業部門聯合制定野生動物活體物證管理協作配合辦法，明確各部門應暢通信息共享渠道，強化線索移送和協作配合，共同做好涉案活體野生動物的放歸救護等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辦法中規定，對暫不符合放生條件的野生動物，由檢察機關監督公安機關和相關行政主管部門擇優選擇資質較高、條件更好的機構開展疾病檢查、免疫接種、科學喂養、野化訓練，待條件允許后及時組織放生；對需要繼續扣押的野生動物，由檢察機關全程監督，全力保障涉案野生動物免受二次傷害。”馬邊彝族自治縣檢察院副檢察長易洪英表示。
而與馬邊彝族自治縣相距660余公里的貴定縣，當地檢察機關正在進行一項探索——引導司法、執法機關從野生動物類活體物證扣押、物證提取、物證管理三個辦案環節加強協作配合，創新推動野生動物活體物證的閉環式管理。
“這是我們聯合貴定縣公安局、縣林業局制定的規范野生動物涉案物證管理辦法的重要內容之一，為我們辦理涉野生動物案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與路徑。”羅文才說，管理辦法出臺后不久，當地又發生了一起獵捕畫眉鳥案件，公安機關第一時間通報檢察機關與林業部門，兩家單位及時派員到現場監督指導，規范扣押程序，第一時間固定證據，第一時間將固定好證據的9只健康畫眉鳥放生，減少因收容救護不當造成野生動物死亡的“保護性傷害”。
隨著野生動物保護執法、司法力度不斷加大，執法、司法機關該如何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推動開展涉案野生動物放歸救護工作？
“中國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結合其生態系統的實際情況和監管能力的巨大優勢，根據《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的指導方針制定更加細化的救助標準和與之對應的監管框架，將極大推動中國涉案野生動物放歸救護工作。”龍迪從國際視角給出了自己的意見，中國檢察機關可以從加速探索涉案野生動物放歸救助司法模式、加強對野生動物救助相關部門的司法監督、增強信息公開與公眾監督、強化多部門協作、推動建立涉案野生動物保護全球司法合作機制等方面開展此項工作。
“執法、司法機關對于涉案野生動物的放歸救護，需要及時且精準，必要時可加強國際合作。”最高檢第八檢察廳副廳長邱景輝向記者舉了一個例子，對于遷飛的候鳥和跨境活動的水禽，《關于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規定，在濕地擴及一個以上締約國的領土或一條水系為數締約國所共有的情況下，相關締約國應當相互協商。同時，各締約國應努力協調和支持目前和將來就保護濕地及其動植物所制定的政策和條例。“保護野生動物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科學行動，應當堅持胸懷天下的全球治理觀。”邱景輝進一步補充道。
“希望最高檢可以推動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在國家層面對涉案野生動物的處置管理出臺工作指南，規范物種鑒定、物證提取、價值認定、放歸救護等方面內容，為各地辦案提供普遍性準則。”采訪最后，呂植說道。
我們有理由相信，呂植的這份期待，或許就在不遠的將來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