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南運河過楓橋后，東流至府城的閶門處，在與環(huán)城河匯合后，轉(zhuǎn)而向南繞胥、盤二門，又往東南方向的滅渡橋流去。明人王鏊《(正德)姑蘇志》，是這樣記載《滅渡橋》的方位和由來：“赤門灣南，舊以舟渡。舟師專利，行旅患之。大德間，有僧自昆山來，為渡所沮。發(fā)愿募創(chuàng)，因名滅渡。”
清初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書中說道：“曰赤門，亦在城南，后人所增門。《志》云：古赤門，水道也。今盤、葑二門之間，有赤門灣。”說赤門也是蘇州城的城門，位于蘇州城南，在今天的盤門和葑門之間。但這座城門并不在伍子胥當初開辟闔閭城的八座城門之列，其名最早出現(xiàn)在唐人陸廣微的《吳地記》中：“門南三里有葑門、赤門。”城門之所以名之為赤，陸廣微說“陸無水道，故名赤門”，由于是一個僅有陸路的城門，沒有與之配套的水路城門，所以叫作赤門。《(正德)姑蘇志》則說是因為“以南面屬火方”，這座城門位于正南方，南方在五行中屬火，代表顏色是赤色，所以稱為赤門。唐人皮日休有《赤門堰白蓮花》五言律詩曰：“縞帶與綸巾，輕舟漾赤門。千回紫萍岸，萬頃白蓮村。荷露傾衣袖，松風入髻根。瀟疏今若此，爭不盡余尊。”
明人楊循吉在《長洲縣志》云：“吳中舊有八門，赤門在正南方，今廢。”楊循吉去世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可知赤門作為通行之門，在嘉靖年間已經(jīng)荒廢湮塞。而在此之前，宋代范成大寫于乾道八年(1172)的游記《驂鸞錄》中，分別有云：“十四日，出盤門，大風雨，不行，泊赤門灣。”“十五日，發(fā)赤門，早飯松江。”從唐人筆下始有赤門記載，可知赤門存世的歷史，前后最多只有七百年。不過赤門前的赤門灣，卻是環(huán)城河與江南運河的相匯所在，此處向西通往盤門，向北通往葑門，向南通往吳江。
來自昆山的那位修了橋的僧人，王鏊《(正德)姑蘇志》沒有記其法號。據(jù)元朝的長洲縣(今蘇州市)知縣張元亨，在大德四年間所寫的《建滅渡橋記》，可知僧名敬修。該記中寫道“舟人橫暴，侵凌旅客。風晨雨昏，或顛越取貨”，說在此的船夫，由于壟斷了這唯一的渡口，總是趁人之需坐地起價，稍微還價就行拒載，特別是在早晚時候，以及刮風下雨之時，更是獅子大開口索要渡資，如果不從就強行扣留旅客的物品。
話說在元朝大德二年(1298)年初的一天傍晚，出家人敬修從昆山一路來到了赤門灣，準備在此擺渡到河對岸的盤門青旸地，大概是去感謝給廟里捐香火錢的幾個大施主。
擺渡船夫在收下敬修身上僅有的幾個化緣得來的銅錢后，以渡資不足為由，強行將他身上穿的僧衣剝了下來，這才罵罵咧咧地放他脫身。大受其辱的敬修，在訴訟于官府治船夫罪之后，發(fā)下了在此渡口造橋的宏愿，于是率先和同鄉(xiāng)陳玠、張光福一同發(fā)起募捐。在蘇人或出資或出力的積極響應下，這座“長二十八丈四尺，高三丈六尺，廣視高之半有加”的橋，很快就在這年十月開工，在后年三月竣工。因為是“志平橫暴也”，也就是要掃盡兇惡蠻橫的擺渡人，所以橋名為“滅渡”。
滅渡橋在明朝的時候，由于文壇上掀起了復古運動，度作為渡的假借字，曾經(jīng)被寫成滅度橋。成化十年(1474)，是農(nóng)歷的甲午年，在這年的三月，當時擔任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的韓雍，因受人誣告被明憲宗責令退休。韓雍回到老家長洲縣后，不時坐船游山玩水，雖然表面上悠閑度日，實際上念念不忘國事。當他看到橋名“滅度”兩字后，有感而發(fā)寫了首《甲午十月二日夜風寒擁爐達旦不寐偶見新月口占一絕書于滅度橋頭》詩：“滿林黃葉肅霜天，挑盡殘燈未得眠。無限心中隱憂事，又看新月掛天邊。”流風所及，《(民國)吳縣志》也有文字表達道：“削職太子太傅尚書沈德潛墓，在葑門外滅度橋之南東岸姜村。”
雖然到了清朝，據(jù)《(乾隆)元和縣志》載：“滅渡橋，一名接渡橋”，當時有里人李繩，寫有《葑郊散步看花》組詩，其中有詩句道“青旗影里行人度，接渡橋頭問渡船”，但更多的事實，卻是此時已經(jīng)開始將滅渡橋?qū)懗闪艘挾蓸颉Ｒ苍S是外地人不熟悉橋名典故，只取其音而誤寫其字，如寫《清稗類鈔》的浙江杭縣(今杭州市)人徐珂，在《彭半人提石獅》條中，說彭半人“尋居覓渡橋，饑則采野果食之，雖毒草猛蛇，噉之無事”。再如寫《澄齋日記》的河北大興人惲毓鼎，也在日記中多處提到覓渡橋。也許是覓渡要比滅渡，從字義的角度而言，更為通俗易懂也更為雅致詩意。覓渡橋也曾被清朝的蘇州府寫作密渡橋，在《洋務局東洋車章程》中，就明確規(guī)定東洋車“由密渡橋上相王廟對岸，須傍左邊而上，由相王廟對岸下密渡橋，須傍右邊而下”。在《清史稿》中，《李朝斌傳》中的那句“破援賊于葉澤湖，截竄賊于覓渡橋”，由于是官方的權(quán)威寫法，自此以后，以訛傳訛的覓渡橋，居然成為蘇人通行的稱呼和主流的寫法。
說起來甚是有趣，曾屬江蘇的上海縣(今上海市)人姚廷遴，也許是受了佛經(jīng)的影響，在《歷年記》中寫出了這樣的橋名：“客舡有千號，自葑門外蜜陀橋開出，官兵舟師護送至平望鎮(zhèn)，俱停泊。”看了他筆下這個充滿了禪意的橋名，給人一種就此回頭遁入空門的恍惚。
二
明朝弘治年間(1488-1505)，有個住在葑門外賣菱的老人，是個直性子的人，而且還是個很在乎名聲的人，他平時與人為善且樂施好義，因此在葑門一帶，很有些好名聲。但就是這么一個熱心腸的人，據(jù)清人顧震濤的《吳門表隱》載：“后與人爭曲直，不勝，自溺于滅渡橋河中。”一次在滅渡橋上，他與人發(fā)生口角，因為爭不過人家，頓感很沒有面子，想到了去死，沖動之下竟當著眾人的面，從橋上縱身跳下。
在賣菱老人投河自盡的滅渡橋北面，有一座宋朝紹興年間(1131-1162)始建又在明朝初年重建的靈官廟。
這座靈官廟可是不一般，倒不是說它高樓巍峨，非常醒目地鋪呈在運河邊上，雖然其外形用清初蘇州人張大純的話，可形容為“巍樓聳峙，翼然水際”。說這座建筑為當時吳門之翹楚，一點也不夸張。從重要性上說，靈官廟至少在明朝的蘇州官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被看作在蘇為官任上平安的起點之處。張大純的《姑蘇采風類記》中，其《靈官廟》條下對此有云：“凡地方官到任者，例先期齋宿廟中，然后入署。”說凡是到蘇州府范圍內(nèi)上任的各級地方官員，在上任之前，按照慣例都要到這座靈官廟里沐浴更衣吃齋住宿，然后才是擇一個吉日走馬上任。
明朝萬歷二十年(1592)三月，后來作為文壇“公安派”重要成員的江盈科，在進士及第后，被授為長洲縣知縣。他在這年八月上任之前，就先住在了靈官廟里，齋宿期間還深有感觸地寫下了《宿靈官廟》詩：“杰閣翚飛俯水湄，清風拂拂動靈旗。棠陰自昔臨官路，草色于今上女陴。人靜燒燈還喜早，庭荒待月卻嫌遲。讀書敢使盟心負，暮夜從教凜四知。”他在夜宿靈官廟之后，徹底大悟到靈官的真諦就是慎獨守正，要像漢朝的楊震一樣，即使是在天黑無人之夜，也始終懷著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四知之心，敬畏天地神明。
靈官最初的意思是仙官，其中靈字有靈驗、聰明之意。作為當官的人，當然都希望自己在主政的時候，做事能夠百靈百驗，為官能夠官運亨通。《靈官廟》條下最后寫道：“今亦漸就頹圮矣。”張大純的姑蘇采風記事，止于清朝的雍正三年(1725)，也就是說靈官廟其實衰敗于朝代更替。自此以后，胥門外的接官廳，就成了蘇州官員走馬上任的第一站。
三
《(民國)吳縣志》載：“蘇州關(guān)在葑門外滅渡橋，清光緒二十一年，奉旨辟蘇州為通商口岸。”蘇州關(guān)是清朝在中日甲午海戰(zhàn)失敗后，根據(jù)光緒二十一年(1895)同日本簽訂的《馬關(guān)條約》，作為通商口岸的管理機構(gòu)而設立的。最初的關(guān)防印文是“監(jiān)督江蘇蘇州關(guān)稅務兼辦通商事宜”，在次年被分拆為蘇州關(guān)監(jiān)督公署和蘇州關(guān)稅務司署，其中蘇州關(guān)稅務司署，位于覓渡橋西堍南面。
日本人被國人稱為東洋人，而當時具體負責籌建蘇州關(guān)的英國人，則被國人稱為西洋人。雖然蘇州關(guān)監(jiān)督(即海關(guān)關(guān)長)由江蘇督糧道陸元鼎兼任，但代理蘇州關(guān)稅務司署的最高長官稅務司，卻是中文名為孟國美的英國人，所以在蘇人的口中，就稱蘇州關(guān)為“洋關(guān)”。此后，又因署理蘇州關(guān)稅務司署的孟國美公布了《蘇州新關(guān)試辦章程》，蘇州關(guān)就此也被蘇人呼作“新關(guān)”。
從覓渡橋處通往吳門橋的原有纖道，在這時候已被改筑成寬四丈的官路，取名為青旸地路，這也是蘇州第一條現(xiàn)代馬路，可以說是今天南門路的東面起始段。由于清政府力爭此地官路上的通行主權(quán)，本來日本政府堅持沿環(huán)城河十丈土地必須劃入租界歸日本管理，經(jīng)過歷時一年零五個月的兩輪談判后，日方被迫同意日本租界“北自沿河十丈官路外起”，這也算是清政府在日本租界勘址定界上，取得的小小外交勝利。
“覓渡橋畔西式大廈巍然高峙，機聲軋軋，傍晚電燈齊明。”寫下這行文字的人是趙善昌，他在稿本《拙齋紀年》中繼續(xù)寫道：“舟子遙指曰，此絲廠也。”
趙善昌(1890-1973)，字芹笙，后更字孟軺，吳縣(今蘇州市)人。《拙齋紀年》是他在七十歲時的自訂年譜，這條他親眼看見的記事，發(fā)生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當時他正好是十一歲。其筆下的絲廠，指的是蘇州恒利絲廠。這是繼官督商辦的蘇經(jīng)絲廠之后，由蘇州商人黃宗憲等人合伙創(chuàng)辦的最早民間私營企業(yè)。
在蘇州被辟為對外通商口岸后的光緒二十二年，經(jīng)兩江總督張之洞籌劃，江蘇巡撫趙舒翹委派，同治十三年(1874)的蘇州狀元、當時在籍丁憂的國子監(jiān)祭酒陸潤庠，以官督商辦的形式，首先在蘇州創(chuàng)建了蘇州商務局辦蘇經(jīng)蘇綸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絲廠曰“蘇經(jīng)”，紗廠曰“蘇綸”。
也許冥冥中真有天意，當陸潤庠為蘇州商務局辦的股份有限公司取名蘇經(jīng)蘇綸后，據(jù)汪有志自訂的《葵盦年譜》云：“掘地得夏姓墓志石刻，夏有二子，曰經(jīng)曰綸，與兩廠名巧合，豈讖兆歟?”說的是蘇經(jīng)絲廠在吳門橋南堍東面，開工建造廠房地基時，從土中挖出了一塊《先父驚庵夏公塘志》的石刻墓志，其中記載了墓主夏士銘，有兩個兒子分別取名為夏經(jīng)和夏綸，正好暗合了此前所起的股份有限公司名稱。所以從風水取名上講，被認為是一個好兆頭。
趙善昌的所見，說明恒利絲廠同蘇經(jīng)絲廠一樣，在當時也是一座近代工廠，廠房巍峨高大很是壯觀，是國人此前從來沒有見過的工業(yè)建筑。從意大利進口的繅絲機，由于是以電能為動力進行工業(yè)化的連續(xù)生產(chǎn)，所以白天是機聲隆隆聲震耳膜，晚上是燈火通明亮如白晝，所有坐船經(jīng)過此處的人，無不為此感到震撼。
“滅渡橋回柳映塘，南風吹郭不勝香。湖田半種紫芒稻，麥笠時遮青苧娘”(《葑門口號》)，滅渡橋處被清人錢載描寫的田園農(nóng)耕風光，從此時開始被工業(yè)機器文明取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