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與司法的深度融合孕育了新興的數字司法時代。在該時代以外部“電子法院”（External e-Court）為典型的數字訴訟、“在線糾紛解決機制”（ODR）為典型的數字非訴，構筑起數字司法生態的基本輪廓。
數字訴訟：外部“電子法院”
依據承載功能不同，電子法院包涵以“服務論”為標志的外部電子法院（External e-court）與以“管理論”為標志的內部電子法院（Internal e-court）。前者以保障當事人便捷訴訟為中心，優化立案、證據提交、材料收受、參與審判等外部服務，亦即“數字訴訟”，而后者傾向于以推進司法行政信息化為宗旨，提升線上辦公、案件管理、審判質效評估等內部管理，亦即“數字司法行政管理”。區別于遠程審判、電子訴訟、網上法庭等概念強調審判時空的遠程性、訴訟方式的電子化以及法院程序的在線化，“電子法院”是集訴訟方式、訴訟程序、訴訟理念等于一體的法院與內外部訴訟主體的行為交往模式。其中，外部“電子法院”即法院與訴訟當事人、辯護人等外部主體的“內—外”行為交往。
在我國，外部“電子法院”發揮功效的承載點包括一體化訴訟服務平臺或階段式訴訟服務平臺。一體化訴訟服務平臺，如深圳的“移動微法院”、廣州白云法院的“云法訟寶”一站式智慧訴訟微法院、福州倉山法院的“e倉法”訴訟平臺以及重慶的“易訴”等平臺，內嵌多種微模塊功能，外部訴訟主體借助該平臺即可實現在線立案、閱卷、繳費、開庭、送達等訴訟服務“一網通辦”。除上述通用平臺外，實踐中還有各類專有一體化訴訟服務平臺，如貴州高院的“金融糾紛案件網上一體化解決平臺”、北京海淀法院的“一體化知識產權案件網絡審理平臺”以及深圳法院的“管轄權異議案件無紙化審理系統”等。這些平臺的基本特性均在于，它們可以滿足外部訴訟主體一體化的訴訟服務或訴訟需求。
階段式訴訟服務平臺則主要立基于某一訴訟服務，并以某程序或系統為媒介，推進特定的訴訟進程。如微信自主立案、訴訟服務網在線立案、服務區或“E法亭”自助立案以及立案郵政便民服務中心等各種“線上立案系統”，可以為當事人便捷立案提供條件；河南鄭州中院、吉林高院、吉林船營法院等法院探索的電子證據平臺，以及北京互聯網法院“天平鏈”電子證據平臺、“吉林司法鏈”等各類“法鏈”，為電子證據個人網上存證提供可能；“北京云法庭”、北京互聯網法院5G虛擬法庭艙、福州倉山法院“互聯網在線庭審系統”以及貴州畢節織金法院的“云上庭審”等各類“云審判”系統，可突破時空限制，為當事人提供“零接觸”式開庭；此外，吉林中院的“智能送達管家系統”、湖南長沙中院的“閃信+”送達系統、河南洛陽中院的“電子送達平臺”、海南三亞中院的“智慧法院電子送達平臺”以及廣州互聯網法院的“點即達”智能短信送達系統等各類“E送達”，可以打通訴訟服務最后一公里，便利當事人訴訟文書簽收。
域外也有不少旨在促進法院與當事人、律師等外部訴訟主體法律交往的有益探索。如在提起訴訟方面，荷蘭最高法院通過其官網發布公告稱，從2017年3月1日起，民事法律訴訟必須以數字方式啟動，并通過“我的案件”門戶網站進行溝通；刑事類案件從2018年12月17日起，可以通過數字方式提起訴訟；稅務和行政類案件從2020年4月15日起可以適用數字化訴訟形式。在訴訟材料交換方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研發的CM/ECF系統，即案件管理和電子檔案系統，可以線上接收律師提交的電子法律文書，同時其他訴訟各方也可收到對方提交的電子法律文書；瑞士司法數字化改革“Justitia4.0”目標，即創建全瑞士唯一的平臺—Justitia.Swiss，以使所有法官、律師、當事人以及司法行政官員的交往都以電子方式進行。在電子聽證方面，英國司法系統研發的云視頻平臺（CVP），可使訴訟各方遠程參與英格蘭和威爾士所有地方法院和王室法院舉行的刑事聽證程序；土耳其也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電子聽證，并發布《民事訴訟中通過音頻和視頻傳輸進行聽證的規定》，規范“電子聽證”程序；馬來西亞首席大法官東姑麥潤也曾表示，在線聽證并非應對疫情的一種臨時措施，其將在后疫情時代繼續存在。在數字審判方面，巴西國家司法委員會在2020年10月6日舉行全體會議，一致通過CNJ2020第345號決議，授權法院實施“100%數字審判”，確保司法行為和審判的數字合規性。這些舉措對推進各國數字司法進程發揮重要作用。
我國與域外司法機關上述做法的實質均是法院與外部訴訟主體的“內—外”交往互動。此種交往以虛擬“賬戶”為鏈接，以線上平臺為介質，以“屏對屏”或電子傳輸為方式，并以提供服務，推進訴訟為依歸。誠如牛津大學理查德·薩斯坎德教授所言，此時的“法院不僅僅是一個場所，其本質在于服務”。申言之，相較傳統訴訟，數字訴訟變的是服務方式，不變的是服務的本質。毋庸置疑，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此種訴訟服務方式的改變，對減少面對面接觸，防止疫情傳播，及時定分止爭發揮重要作用。但要注意，數字訴訟并非是疫情防控下的應急性措施，其將改變法院生產正義的方式，增加外部訴訟主體實現正義的途徑，創設虛實互嵌的司法新時代。
數字非訴：在線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
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ADR）是以非訴方式解決爭議的程序群集合，在線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Onlin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O-ADR）則是這種程序群集合的線上化，如在線協商、在線調解以及在線仲裁等。在我國，線上調解是在線替代性糾紛解決的典型應用場域。其基本邏輯是，申請人通過在線平臺發起申請，有關機關受理案件并分配調解員在線調解，調解達成則生成線上調解協議并進行司法確認，調解未達成則在線轉訴調/仲對接。從互動方式看，該種調解模式以在線平臺作為多元主體信息交互媒介，平臺承載著聚合時空，推進“云”調解的重要功能。因此，為促進調解者與被調解者的有效對話，各地司法機關建立了多種在線調解平臺。根據處理案件類型不同，這些平臺可歸納為通用線上調解平臺與類案線上調解平臺兩種。前者如北京西城法院的互聯網“‘e調解’平臺”、廣州互聯網法院的“在線糾紛多元化解平臺”、福建新羅法院的“調解超市新羅在線融平臺”、海南樂東法院的“樂知在線調解”多元解紛平臺以及廣西七星法院的“線上全流程訴前多元解紛平臺”等，后者如江蘇昆山法院的“金融調解綠色e站”、安徽肥東法院的“道路交通事故糾紛訴前調解平臺”以及安徽天長法院的“工商聯商會調解服務平臺”等。通過這些在線平臺，當事人即可實現糾紛在線調、矛盾在線解、效力在線認，助推訴源治理。
在域外，法院調解運動的發展一般認為是始于1976年美國圣保羅召開的龐德會議。在此次會議上，弗蘭克·桑德（Frank Sander）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多扇門法院”概念，強調進入法院的當事人可以在“多扇門”，即多種糾紛解決機制中進行選擇，調解即是其中的一種重要方式。數字化時代，此種形式的調解也部分轉移至網絡空間，成為以技術為交互媒介進行化糾解紛的新型樣態。而且，在線上協商、調解、仲裁等多種方式中，在線調解基于其自身優勢，發展迅速，已成為在線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形式。美國泰勒科技公司創建的Modria平臺，便可與法院系統連接，在線調解房屋租賃、小額賠償、一般債務和建筑工程等領域糾紛。其基本運作模式為：當事人發起在線申請，平臺基于大數據先進行智能診斷，告知可能的訴訟結果并部分分流案件，未分流案件則允許雙方在線協商或邀請中立第三方在線調解，調解成功由法院進行司法確認。此外，在西班牙，在線調解還被明文規定在2012年的《調解法》中。如其中第24條第1款規定，對于爭議標的額小于600歐元的小額糾紛，當事人可以在具備客觀物質條件時通過視頻會議等電子媒介進行在線調解。此種調解在西班牙也被稱為“虛擬個人調解”，其對增強司法便捷性、高效解決糾紛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