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社會老齡化進程加快，老年人等行動不便人群無人陪診的情況較為普遍。在市場需求的刺激下，一種新的職業——陪診師悄然興起。他們陪同患者前往醫院就診，擔任就醫向導，還提供代替排隊、領取藥品、陪伴交流以及交通、就餐等服務。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陪診服務滿足了一部分人的現實需求，但由于缺乏監管、準入門檻低等原因，有的機構或人員以“陪診”之名行“黃牛”之實，妨礙醫療公平。陪診行業健康發展需要監管和行業規范同步跟上，才能更加規范安全。

　　“早上與客戶會合前，我就做好了準備工作：到醫院取號、給客戶買早餐和礦泉水。客戶到了，我就帶著他排隊、面診、繳費、檢查、取報告、取藥，直到確認完成所有程序，還要幫客戶查好路線，將他送上車，陪診服務才算結束。”小劉一年前辭去了醫院里的行政工作，做起了陪診師，他團隊中的大多數人也都有過醫院工作經歷。

　　據小劉介紹，一般需要陪診服務的有三種情況：一是陪同就醫，主要是老年人和孕婦、帶孩子的年輕媽媽等，有的老人對就醫流程不熟悉，有的母親帶兩個孩子看病，需要有人照顧；二是代替問診，主要是外地患者，他們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到醫院面診，就會把病歷、最近情況和問題等發給小劉，請他找醫生咨詢；三是跑腿，因為各種原因沒法來醫院的患者也會找小劉幫忙。

　　記者在某電商平臺上以“陪診”為關鍵詞搜索發現，提供相關服務的店鋪超過1400家，有的店鋪月銷量多達上千單。市場上還出現了專門提供陪診服務的網絡平臺。

　　安徽省六安市讀者瞿先生年初在上海某醫院看病時迷了路。“第一次進這么大的醫院，簡直暈頭轉向。到處都是指示牌，各種診療科室寫得密密麻麻，看得我頭大。門診科室、辦住院手續、繳費、開單子、取藥都在不同方向。門診和檢查也不在一個樓，問了好幾次路才找到地方。”瞿先生說，最后找了個陪診師幫忙，很順利地辦好了手續，“比我自己一點點摸索方便順利多了。”

　　記者了解到，目前陪診平臺有兩種運營模式：一種是一些機構、公司招聘陪診師，統一培訓、分配工作、發放酬勞，服務質量相對有保障；還有一種是類似外賣平臺的經營模式，即開放平臺供大家注冊，在該平臺上自主接單陪診。在第二種模式中，無論是否具備相關職業技能，只需在平臺注冊就能夠提供陪診服務，有的并不能真正提供就醫便利，反而可能導致各種各樣的服務糾紛和后續問題。

　　對此，北京中醫藥大學法律系教授鄧勇表示，現行法律法規尚無針對陪診服務的專門規定，實踐中也沒有形成成熟的行業慣例，在患者和陪診師不簽訂書面合同或僅訂立格式合同的情況下，患者、陪診師之間權利義務劃分并不明確。比如，患者在就診過程中權益受到損害，很可能難以分辨是醫院診療失誤還是陪診師傳達失誤。再如，在接受陪診服務時，患者需將身份證件、就診信息、聯系方式、住址等個人信息告知服務提供者，面臨信息泄露風險，陪診師甚至可以通過售賣謀取非法利益。

　　記者采訪時發現，很多網絡平臺都能預約內容相似的陪診服務，但價格卻相差巨大，低的大概50元左右，高的超過600元。服務價格一般根據陪診的難易程度、時間長短調整，難以量化，全由服務提供方開價。定價權完全掌握在運營者手中，平臺可以利用自己的強勢地位控制服務價格。各平臺無須相關資格證書即可經營，定價、管理標準不一，為陪診服務市場增加了很多不確定性。

　　“陪診糾紛多發于醫療資源緊張的地區，讓缺乏專業能力甚至意圖非法牟利的陪診師有空可鉆。如果能改善就醫難現狀，陪診糾紛即可得到一定程度緩解。”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許澤瑋表示，有關部門應加快構建完善醫療服務體系，尤其是完善老年醫療護理服務體系，加強對不法診療行為和不規范醫療平臺的監管和整治。同時，鼓勵醫院通過提供上門就診、實現患者分流、增加職業人員數量、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提供網絡就診等新型診療方式等，主動提高醫療服務能力。

　　鄧勇建議，一方面應構建職業陪診企業認證與資質管理機制，明確行政監管主體，著重從職業技能培訓、服務收費標準、服務質量標準等方面進行規范；另一方面應推動形成陪診行業自律，不僅能減輕行政監管的壓力，還能減少陪診師與醫療機構之間的摩擦，通過市場發展、政策引導“兩只手”推動陪診行業良性發展。

　　（楊梓巖、徐思鈺參與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