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鵬(右一)和陳穎(左二)在常熟市檔案館，對該館藏品——20世紀日軍鋁制飯盒進行尺寸測量

文/本報記者 陳燕

有這樣一批人，他們用腳丈量古老的土地，追尋先輩留下的文化遺產;以嚴謹的工作態度，尋找散落各地的文物，還原過往不可追的歷史。他們就是文物普查員。

徐鵬：借調進京獲全國先進

不久前，在國務院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總結會上，本市文物工作者徐鵬榮獲“先進個人”稱號，成為江蘇省縣級普查員中唯一獲此殊榮者。

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從2012年10月開始，至2016年12月結束。由于在常熟出色的表現，2014年7月，徐鵬被借調至國家文物局普查辦，負責普查的技術指導、信息登錄平臺的日常監測及建設等工作，一呆就是兩年半。在這些借調人員中，其他人都來自國家文物局直屬單位，只有他是從北京之外借調來的。

剛到北京的半年里，徐鵬出差頻繁，僅2014年下半年，他就走訪了21個省、市、自治區進行各類培訓、技術支持和數據轉換等工作。即便兩次出差江蘇，他也“過家門而不入”。徐鵬的日程安排十分緊湊，每天除了睡覺就是在工作。即便有空余，他也要通過QQ在線、空間留言、遠程、郵件、電話等方式解答來自全國各地同行的咨詢，為一線普查員們做好技術保障與服務工作。“凌晨兩三點睡覺，早上六七點起床，那是家常便飯。”他說。

休息之余，徐鵬還要上傳各地數據到可移動文物信息登錄平臺。由于普查數據浩瀚蕪雜，他常常要熬通宵，而成果也是十分可觀。僅2014年下半年，他就為各地上傳數據3萬余條，轉換古籍數據69萬2132部，計546萬1079冊，轉換全國檔案系統數據204萬2018卷(件)。不僅如此，他還堅持每天記錄、統計、分析平臺數據及變化情況，為普查辦開展相關工作提供依據。為提高數據錄入效率，他還與相關技術人員優化了數據處理流程，解決了離線采集軟件不提供逆向導出的技術問題。到2014年底，徐鵬在一普數據登錄平臺上上傳和轉換的數據占到了總數據量的10%。

一普期間，徐鵬先后撰寫了48篇普查工作心得，分享在自己的QQ空間并對外開放，受到了全國普查同行的認可。截至2016年10月，他工作心得的閱讀量超過1萬次，轉載600多次，分享近200次。同時，他還錄制視頻操作教程20余段，分別被江蘇、廣東、山東、山西、內蒙古、青海等省區普查辦作為教材向普查員推薦。

陳穎和徐鵬在常熟市張橋糧管所對碑刻進行信息采集

陳穎：既是“總管家”又是“多面手”

在常熟60多名基層普查員中，市文管辦副主任陳穎是全面抓業務的“總管家”;她常常活躍在采集數據的基層一線，又是普查工作的“多面手”。

作為全國縣級市中為數不多的歷史文化名城，常熟留下并保存至今的文物數量眾多。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開始后，陳穎負責常熟地區工作，普查對象是所有國有單位，包括博物館、紀念館等專業的收藏單位，還包括為數眾多的非收藏單位。普查前期，要把900多份普查調查信分發到各部委辦局和國有企業，從粘信封到登門派送，陳穎都參與其中。

為了“摸清”家底，陳穎走遍了城鄉大大小小的場所，也發現了不少有價值的文物。“在石梅小學出土了一口汲古閣的缸，上面有相關記載，還普查到了一塊清代碑刻。”陳穎說，普查中在非文物收藏單位最大的發現，是常熟市中醫院的清代牛角龍形柄藥匙，用于珍貴藥材細料的取用。“這個展品參加了江蘇省普查精品展覽，常熟參展的其他6件展品都來自常熟博物館。”她介紹。

由于具備豐富的博物館工作經驗，在普查工作中，陳穎常會向基層普查員、志愿者們講解應該注意的細節。在可移動文物信息登錄平臺骨干培訓班上，她還擔任指導老師，為業余普查員輔導業務，指導信息登錄，規范文物名稱命名。徐鵬創立的“六室一庫”(會議室、接待室、檔案室、資料室、辦公室、榮譽室及倉庫)普查法在常熟實施后，陳穎也積極向基層普查員推廣這一方法，讓他們多關注書畫、印章、證書、辦公家具等，從而最大限度地發現可以基本納入普查范圍的物品。

2015年2月，常熟成立了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數據審核專家組，聘用了一批詩畫、瓷器、古籍等方面專家，陳穎也是其中一員。他們通力合作，克服信息平臺不穩定等因素，加班加點核對數據，查漏補缺，于2015年底完成了普查數據審核。

至2016年文物普查工作結束，常熟普查了全市800家國有單位，共登錄藏品17084件(套)，實際數量為45000件(套);其中珍貴文物1104件(套)，實際數量為2524件(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