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場里程碑式的重塑性變革

● 從少捕慎訴慎押看黨的刑事司法政策深入人心

● 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為經濟社會平穩發展保駕護航

● 再訪小姚：從“七年離不掉的婚”案看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

● 從全國首例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案看公益訴訟檢察

● 從一號檢察建議到強制報告制度

● 從“如我在訴”到“法結”“心結”一起解

● 記者手記：有一種前行的力量叫情懷

時序更替，華章日新。2017年10月18日，一份面向新時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誕生，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由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小康社會人民群眾吃穿用玩上了檔次后，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自然有了更高的需求和期待。老百姓不再只關注個人權益，更多開始與社會同行，為國家、社會的發展、進步鼓與呼。昆山龍哥反殺案、杭州取快遞女子被造謠出軌自訴轉公訴案、唐山燒烤店打人案等，每起熱點案件全網圍觀人數均超五億便是時代的印證。

“真相還在系鞋帶，新聞和輿論已經跑出去一百米”，形象地比喻了熱點事件的現狀。司法人員如果還是一如既往地按部就班，如何適應時代之變、人民之需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睘榫S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指明了基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時代、新發展階段，五年來，人民檢察事業欣逢最好發展時期！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檢察機關講政治、顧大局、謀發展、重自強，以職務犯罪偵查預防職能“轉隸”為轉機，自上而下展開系統性理念、機構、工作變革，積極構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四大檢察”法律監督新格局。

因時而變，隨事而制。任何改革都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五年來，檢察機關深化改革創新，統籌推進內設機構系統性重構性改革，實行刑事檢察“捕訴一體”，協同公安機關創建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創新對監獄、看守所“派駐+巡回”檢察，拓展公益訴訟檢察“4+N”更寬領域，部署實施數字檢察戰略，開辟了法律監督體制機制建設新路徑。

光陰荏苒，冬去春至。五年來，檢察機關緊緊圍繞“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個奮斗目標，走過迷茫走過彷徨，走過低谷走過滄桑，走過爭議走過質疑，于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實現職能重塑、機構重組、機制重構，推動檢察為民更實、更深、更加主動，運用檢察力量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助力更高水平法治中國建設，穩中求進、守正創新，持續發力一路向前，堅定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之路。

開局關乎全局，起程決定進程！“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這是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根本性要求，是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發出的最新動員令。

黨的二十大特別強調“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完善公益訴訟制度”。這是新時代新征程大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全面依法治國、黨的檢察事業發展作出的歷史性、戰略性部署，賦予檢察機關更重的政治責任、法治責任、檢察責任！

　　一

大道至簡，實干為要。

2018年2月，設立了23年的反貪污賄賂總局完成了歷史使命，正式摘牌，四級檢察院反貪、反瀆和職務犯罪預防部門職能、機構及44151名檢察人員全部按時完成轉隸。

那一天，故宮東側的北河沿大街147號，隨著幾輛大巴車的遠去，那塊當年按照張思卿檢察長建議比最高檢牌子短5厘米、印有金色仿宋字“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的花梨木門牌永遠地留給了歷史與過往。

轉隸后，檢察院引以為榮的“重要職能”沒有了，很多檢察官情緒低迷、很有些不知所措，工作進入低谷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8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新任檢察長張軍正式上任了。

“轉隸關上一扇窗，我們應該更有信心開啟新時代檢察工作的另一扇門”，新一屆最高檢黨組對全系統發出動員令。2019年1月3日，國新辦舉行的首場新聞發布會上，被譽為檢察院恢復重建以來規模最大、調整最多、影響檢察全部職能作用發揮的“四大檢察”第一次亮相，以機構改革為突破口，實現公益訴訟檢察獨立，未成年人檢察單獨立戶，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四大檢察”協調發展的新時代法律監督新格局基本形成，一場“動筋骨觸靈魂”的重塑性變革正式拉開帷幕。

為何要進行這樣一次歷史上并不多見的系統性、整體性、重構性的改革？張軍代表最高檢黨組作了堅定的回答：新時代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更高需求，不僅要在刑事案件中深刻感受，更要在民事、行政訴訟監督、公益訴訟案件中充分感知。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童建明介紹，“長期以來以反貪、公訴為重心形成的‘三大不平衡’已經成為檢察工作發展的掣肘，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刑事檢察一頭沉的格局，以‘四大檢察’‘十大業務’的全面充分協調發展推動檢察工作滿足新時代新需求”。

還記得改革初期關于“捕訴一體”機制的那場討論嗎？據說至今還有人無法釋懷，猶如一根“刺”卡在喉嚨里。反對者認為，“捕訴一體”勢必大大削弱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力度；一個人決定“捕”和“訴”，一“訴”到底，將不利于保障人權。贊同者認為，反貪反瀆已經轉隸，檢察機關內部的左手和右手怎么形成監督？不過是身子進入新時代，思想停留在過去的固執己見而已。

2018年春天第十九屆全國檢察理論研究年會的前夜，張軍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衛東就“分”與“合”曾有過長達三個小時的“促膝談心”，最后陳衛東作為學界代表表示不反對試點。本以為這件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沒想到第二天張軍講話時毫不避諱主動提及最高檢已經關注到學界的不同看法，同時特別提及與公安部某領導的一次對話，透露改革也是因為公安系統領導對檢察機關偵查監督工作有更高期盼。

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賀恒揚，當過公訴人、當過地級市檢察長，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老檢察，他對記者講述了一段往事。那年，他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專門到最高檢匯報工作，和張軍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恒揚，你是老檢察了，對于‘捕訴一體’怎么看？”

“我完全贊同?！?/p>

“那你們重慶先搞個試點可以不？”

“我們已經在先期試點，回去馬上落實。”當天晚上，他就用手機記事簿草擬了進一步推行“捕訴一體”的想法，回重慶后和黨組同志商量開始了準備工作。作為試點單位，重慶檢察機關率先完成了內設機構改革。

據了解，在最高檢全面推行“捕訴一體”辦案機制前一兩年，北京市部分區檢察院的輕罪案件、金融、知識產權等案件辦理早就先行運用“捕訴一體”機制，積累了成功經驗。

至今，檢察機關推進“捕訴一體”改革，完善檢察權運行機制已經五年，具體成效如何呢？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陳國慶介紹，刑事檢察實行“捕訴一體”，按照案件類型重新配置刑事檢察職權，辦案質效明顯提升，2022年退回補充偵查比2018年下降80%，延長審查起訴期限下降95%以上。刑事訴訟監督成效顯著，與2018年相比，2022年不捕率從22.1%升至43.4%，不訴率從7.7%升至26.3%，為有司法統計以來新高。公安機關對不捕不訴提出復議復核、當事人提出申訴反而分別下降63%和25%，獲益的是老百姓更實安全感。

陳衛東對改革成效由衷贊嘆，發自內心地說：“超乎想象！”贊成者關于“捕訴一體”可以形成法律監督合力的“拳頭理論”得到了實踐的驗證。

記者采訪時了解到，機制運行初期的確出現過偵查監督數據不正常下滑，各地檢察官也真真切切地經歷了不適應的手忙腳亂，但最高檢更新樹立“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辦案”理念、壓實責任、強化考核、研發線上偵查監督平臺，顯示偵查監督力度的數據在2019年下半年開始企穩回升。

2021年，最高檢與公安部聯合下發《關于健全完善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的意見》，共同設立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辦公室，系統加強公、檢兩家的監督、協作和制約，以更有效的監督、更密切的協作促進偵查辦案質量提升。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廳長苗生明表示，2022年檢察機關監督偵查機關立案和撤案數據同比分別上升，對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的督促立案3.7萬件、不應當立案而立案的監督撤案4.6萬件，自行補充偵查延續近年來大幅增長態勢，2022年自行補偵數是2018年的266倍，公訴質量提升，撤回起訴和無罪判決率則均呈下降趨勢。

在民商事司法實務中，民事檢察監督被人們視為權利救濟的“最后一根稻草”。作為民事檢察監督中最為基礎、也最為核心的一項業務，民事生效裁判監督集中體現檢察機關在民事法律適用、司法理念方面的糾偏、引領作用，有助于推動民法典的正確施行、統一司法裁判標準。

為了解決長期以來重刑輕民、民事監督疲軟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問題，民事檢察作為“四大檢察”全面協調充分發展中的重要一環，最需“破繭成蝶”。

“辦理一案，帶動一片，促進解決一類問題”，張軍檢察長“通過精準監督帶動類案監督”的理念給從最高人民法院選調的第六檢察廳廳長馮小光留下深刻印象。

“聚焦典型引領性案件，具有司法政策創新性的案件，抗一件可提供下級檢察機關和更多司法機關辦理同類案件今后參照辦理，這就叫精準?！瘪T小光表示。

馮小光介紹，最高檢精準辦理民事訴訟監督案件，持續推進正、副卷一并調閱制度和全國執行與法律監督工作平臺建設工作，指導各地民事檢察部門不斷探索推進民事支持起訴、虛假訴訟監督、民事檢察和解、民事檢察聽證等新領域、新行為的檢察監督，正在培育民事檢察監督、當事人合法權利維護新的增長點。

記者認真梳理后發現，相較于“四大檢察”的驚艷亮相，刑事執行監督的部署最早，這可能與張軍擔任司法部部長的經歷有關。他在擔任司法部部長調研時，一些監獄局長反映派駐檢察官有的把多名親屬安排在自己系統，掃黑除惡斗爭中的孫小果案、郭文思案、巴圖孟和“紙面服刑”案，更顯示檢察執行監督存在形同虛設問題。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五檢察廳廳長侯亞輝介紹，2018年5月，最高檢針對派駐監獄檢察人員相對固定、監督敏感性不強甚至被同化問題，創新試點對監獄巡回檢察工作機制，改“派駐”為“派駐+巡回”。半年不到，2018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修改，巡回檢察制度被納入，最高檢貫徹執行中，又創新開展從省內再“跨省”交叉巡回檢察，促進長治常效。

　　二

小凡（化名），54歲的父親因中風癱瘓在床十余年、媽媽和妻子沒有工作，家里還有一名年僅7歲的兒子，靠著經營小旅館每天30元至100元的收入，日子雖然緊巴些，還算勉強過得去。

意外，在2022年的夏天，如一道閃電“擊碎”了小凡那清貧但溫暖的家。

2022年5月某日晚，被告人付某（已訴）在當地酒吧喝酒時與吳某發生口角并引發斗毆，兩人分別打電話喊人到場助陣。作為吳某的朋友，小凡等人趕到酒吧，與對方互毆，并在互毆過程中使用了啤酒瓶致人受傷，警察到場后雙方人員逃散。7月26日，小凡因涉嫌聚眾斗毆罪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后被批準逮捕。

2023年1月，當大多數人沉浸在新春將至的喜悅中時，小凡媽媽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小凡父親出現在檢察長和案件承辦檢察官面前。小凡媽媽哭訴著這個風雨飄搖的小家生活的艱難，希望檢察機關能為兒子變更強制措施，不致影響家計。

根據當事人親屬的申請，檢察機關于當日啟動了羈押必要性審查程序，全面審查案件后認為：小凡本人安分守己，無違法犯罪前科，參與斗毆只是出于哥們兒義氣一時糊涂，主觀惡性相對較小；小凡自愿認罪認罰，真誠悔罪；同時，經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對小凡采取非羈押措施不具社會危險性。2023年1月20日，除夕的前一天，小凡被檢察機關變更強制措施為監視居住。

卯兔新春，正月十二，空氣里煙花爆竹的煙氣還沒消散，記者來到距離南充一百多公里鎮上小凡的家里。屋子有些凌亂，父親躺在床上不能說話，電視旁散落著孩子的金箍棒、小汽車，我們剛坐下，一個小男孩拿著一張粉紅色的信紙雙手遞給了檢察官小陳，稚嫩的筆跡歪歪扭扭地寫著：“謝謝jiǎn chá官叔叔阿yí，讓我爸爸回來陪我！”問他幾歲了？回答七歲。我們想讓小朋友回房間里去玩，孩子含著淚囁嚅著不愿離去。

在檢察官結束與小凡的談話下樓時，小凡媽媽悄聲對記者說，“小凡錯了就是錯了，應該受到懲罰。好在檢察院年前讓他回來，現在鄰居還不知道小凡的事兒，不然這個春節我們頭都抬不起來”。

記者了解到，小凡之所以能被變更強制措施，得益于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落實，得益于最高檢自2021年7月部署開展的羈押必要性審查專項活動。

2020年，最高檢工作報告匠心獨運，首次通過20年來刑事犯罪結構變化解析“兩大奇跡”背后的法治密碼：從1999年至2019年，我國刑事犯罪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嚴重暴力犯罪持續下降，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上升到85%左右。同時，自2018年10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時正式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來，在公檢法司各機關的不懈努力下，刑事案件辦理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率逐年上升，近年來都在90%以上，犯罪嫌疑人認罪服判成為常態。兩方面因素疊加，較輕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險性在整體上大大降低。

刑事犯罪結構發生變化，司法政策必須與時俱進。為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彰顯中國特色刑事司法制度的優勢，最高檢適時提出“少捕慎訴慎押”檢察辦案理念：在嚴懲嚴重刑事犯罪的同時，對大多數犯罪情節較輕、初犯偶犯等依法從寬處理，嚴格把握逮捕、起訴、羈押標準，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可押可不押的不押，促進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悔罪、減少社會對立面、厚植黨的執政根基、增進社會和諧因素。

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將“少捕慎訴慎押”正式確立為我國刑事司法政策，寫入2021年工作要點。隨即，最高檢部署開展了為期半年的羈押必要性審查專項活動，并于2022年初將專項活動延長至2022年底，要求各級檢察機關扎實推進，對確無羈押必要的，依法及時變更強制措施，減少不必要羈押。

專項活動主要針對實踐中存在的輕罪案件羈押率高、構罪即捕、一押到底和涉民營企業案件因不必要的羈押影響生產經營等突出問題而展開。苗生明表示，“過度適用羈押措施背后所反映的以押代偵、以押代罰、逮捕條件中的社會危險性標準虛置等問題已經不適應犯罪治理現代化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2021年全年，檢察機關開展羈押必要性審查17.7萬件次，是2020年的3.3倍；2022年全年，檢察機關辦理羈押必要性審查案件數已達25萬余件次，比2021年進一步增加44%。兩年間，有9萬名未決羈押人員變更為取保候審等非羈押強制措施。

“通過專項活動，確保各個羈押環節準確適用、及時變更羈押強制措施，對健全完善羈押必要性審查制度意義非凡?！比珖舜蟠怼⑶迦A大學法學院院長周光權如是評價。

北京星來律師事務所趙運恒認為，以羈押為原則、以取保為例外的狀況發生根本性改變，既有利于更好實現司法公正，也有利于通過大幅度降低羈押率來降低司法成本。

記者采訪時獲知，在政法各機關的共同努力推動下，作為司法文明重要標志和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實情況重要指標的訴前羈押率，已經降至新中國歷史的最低點，僅為26.7%左右，我國的強制措施適用體系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

一位熟悉我國司法、刑事訴訟制度的老領導肯定地說，這樣低的羈押率，政法機關認識統一，老百姓、特別是受害方也認同，根本還是社會治安穩定，人民群眾的安全感更實、更強了。

那么，少捕慎訴慎押是否意味著可以不捕不訴不押？陳國慶特別強調，少捕慎訴慎押絕不等同于只講從寬而不講從嚴，絕不是“一寬了之”“一輕到底”，任何時候不能顧此失彼，對犯罪性質惡劣、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案件，依法該嚴必嚴，絕不手軟。

2022年9月23日，備受關注的“唐山燒烤店打人案”一審宣判：主犯陳繼志獲刑24年。這既是公平和正義的彰顯，也向社會釋放出依法嚴懲黑惡勢力犯罪絕不會手軟的強烈信號。在這起社會高度關注的案件中，檢察機關依法審查，從快批捕，從嚴追訴，同時堅持實事求是的法治原則，對證據證明沒有參與打人的兩人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體現了“是犯罪決不放過，不是犯罪絕不湊數”的辦案理念，積極回應著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呼喚。

　　三

Z公司坐落在上海市普陀區，是一家主要為本地商戶提供大數據技術服務的企業，擁有多項計算機軟件著作權，曾被上海市科委評選為高新技術企業。2019年至2020年初創期間，為經營需要，在未經授權許可的情況下，首席技術官阿亮（化名）和多名技術人員通過爬蟲程序，非法獲取某生活服務平臺數據。2021年6月，公安機關將阿亮等14人移送審查起訴。

檢察機關在該案辦理中“因案施策”，救治為主?？紤]到Z公司屬于成長型科創企業，自我約束能力不強，“被爬”數據不涉及個人信息、沒有二次售賣等情節，積極對涉案企業開展“合規治理”，協調有關行政機關將涉案企業納入監管平臺。在為企業會診做好精細“手術”，讓企業“司法康復”后，2022年5月，普陀區人民檢察院對涉案的14人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

“我內心最愧對的是1000多名員工，他們大部分是985、211大學的高才生，這么多人有過犯罪公司涉案的從業經歷，職業生涯也就斷了，這件事情想想真的后悔?！?月19日，記者在上海采訪時，Z公司CEO李總如是表示。

被不起訴人阿亮有一個7歲的女兒，在向記者說到這次在看守所待了30多天、堪比過山車的經歷時，他仍然痛悔不已?！斑@件事對我的教訓將終生銘記。以前并不了解企業合規，經過這一次總算知道，這項改革既可以防止企業犯錯，也可以挽救一個企業，還能避免不是惡意犯罪的個人和家庭因此遭受災難性后果?！?/p>

最讓阿亮得以釋懷的是，團隊中那個95后的小姑娘玲玲（化名），在被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后，已經順利回到學校讀研究生。

“玲玲是她們村唯一的大學生，當知道我們公司出事時，村里的親戚們都蒙了，如果真的因為公司的事耽誤了她的前程，真覺得沒法面對她和她的鄉親們”，李總補充道。

據了解，經過合規整改后，該公司實現了從“爬取數據”到“以合法方式購買數據”的轉變，與4家大型互聯網企業簽訂了數據交換協議，服務本地商戶數字化轉型達5000余家，2022年營收增加1.6億元、納稅2000余萬元，為700多名技術人員提供了新就業崗位。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強調為民營企業打造公平競爭環境。為深入貫徹“兩個毫不動搖”，防止辦了案子垮了廠子，檢察機關很快拿出11項具體政策，強調嚴格區分正當融資與非法集資、產權糾紛與惡意侵占、個人財產與企業法人財產等，要求審慎采用限制人身和財產權利的辦案強制性措施。

與此同時，檢察機關在辦案中發現，有的涉案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因負責人被追訴、判刑后無法正常生產經營，甚至導致企業破產倒閉、工人下崗。“案子辦了，企業垮了”。怎么辦？最高檢明確提出：對一些涉企、涉及生產經營領域的疑難、復雜、影響性案件具體處理有爭議的時候，要落實好“從政治上看”，怎樣處理更有利于保市場主體、穩就業；更有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更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國家的長治久安。

2019年10月18日，中國政法實務大講堂首場專題講座在北大開講，張軍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優越性”為主題，與300余名北京大學師生熱烈互動，共話法治。也是在這個講堂上，最高檢首次釋放“對涉企業經營類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實刑的提出適用緩刑建議”的強烈信號。

“檢察機關要當好服務保障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老娘舅’！”張軍生動的闡釋，引起企業界、學術界共鳴。

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尤其在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最高檢黨組敏銳地意識到，服務保障企業高質量發展，就是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經過研究論證，最高檢決定自2020年3月起，在10個省份檢察院開展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工作。

2022年1月17日，全國檢察長會議上明確提出：“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今年3月第二批試點結束，最高檢將總結經驗，在全國檢察機關全面推開。”又是“一陣春風”吹向民營企業。

檢察機關涉案企業合規改革采用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的模式，兩年多來，在各方面支持下，探索建立了一套企業合規運行機制，特別是2021年最高檢與財政部、國資委、全國工商聯等8部門共建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隨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應急管理部、海關總署、中國證監會也加入該機制，使得企業合規的領域更寬、合力更強，司法、執法、行業監管攜手促進“嚴管”制度化、防止“厚愛”被濫用。

記者了解到，面對市場主體9成以上是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這一現實國情，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探索著中國式企業治理司法道路，讓一批因經營涉案、危害后果不嚴重的企業卸下包袱、再獲重生，對于穩住經濟基本盤、保就業、穩增長發揮了重大積極作用，推動著經濟犯罪檢察履職由治罪走向治理。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高云龍指出：“企業合規改革是惠企利國的好政策，有利于依法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產權和合法權益，是維護企業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舉措?！?/p>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監察和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徐顯明認為，這是一項集末端處理與前端治理于一體的履職創新，有利于促進涉案企業守法經營、預防再犯，同時警示其他企業，促進訴源治理。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表示，在試點之初，最高檢就始終強調“嚴格依法”這條紅線，要求現有探索都必須在法律框架內進行，從一開始就讓這項制度“合規”、穩健。同時，為加強規范指導，最高檢還創建了企業合規工作指導機制，及時出臺《關于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中案件辦理有關問題的會議紀要》，確保改革試點依法規范、穩妥開展。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四檢察廳廳長張曉津介紹，在各方的協同努力下，2022年4月改革試點全面推開后，檢察機關累計辦理涉案企業合規案件3825件，辦案數量較改革的前兩年增長了3倍，截至2022年底，檢察機關共辦理合規案件5150件，其中適用第三方機制案件3577件，對整改合格的1498家企業依法作出了不起訴決定。

“每一個典型案例的制發首先要考慮的就是這一案件體現的對公共利益的修復，落腳點是人民群眾的感受，這充分回答了人民司法如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重大命題?！敝袊嗣翊髮W法學院教授程雷在最高檢第四檢察廳掛職副廳長一年，親身參與了這項改革的多項重要工作，自然有著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不一樣的感受。

　　四

福建人小姚（1984年出生），2013年經媒人介紹與廣西姑娘莫某相識，由于家里和自身條件都不是太好，親戚七拼八湊7萬元彩禮后，見面第二天小姚就與對方領取了結婚證。拿到錢后，莫某提出要匯回老家順便去郵局把戶口本寄回去，小姚憧憬著未來，陪著前往。

那天郵局人多，莫某說她出去透口氣，再無蹤影。小姚四處找尋無果后，以被騙婚為由先向公安機關報案，因證據不足未予立案；向民政局申請撤銷婚姻登記，因無“法定脅迫”情形不予受理；先后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申請宣告婚姻無效、訴請撤銷婚姻登記，均因不符合相關規定不予支持。

7年奔波、五次訴告，無助訴諸于法的小姚一次次被“依法”推拒，一家人的生活跌入“萬丈深淵”。后來小姚與阿蓮相識相愛，因已有“婚姻”而不能合法共同生活，育有一子，又因上不了戶口而不能正常入學，生活進入了“死循環”。小姚一切程序走過，最后申訴到檢察機關。了解全部情況后，辦案檢察機關以檢察建議促使原婚姻登記被依法撤銷，并監督公安機關刑事立案。

該案僅從法律上來看，公安機關不立案、民政局不撤銷結婚登記、法院駁回離婚起訴、對行政訴訟不予立案都無明顯不當，可小姚的正當訴求卻陷在“空轉”的程序里無法解決。

這是典型的法律只有原則規定，當涉及人民群眾急難愁盼“不明確事項”時不易解決的案例。檢察機關要不要、能不能、敢不敢履行“兜底”職責，以履職“我管”促依法“都管”，檢驗的就是人民檢察院是“人民至上”還是“但求無過”，是口號震天價響還是真正為黨為民分憂解難。

“按程序辦”決不能躺平為“程序空轉”“結案了事”。最高檢反復強調：越是小案越貼近民生，檢察機關辦理案件時要“止于至善”，努力解決好老百姓的愁心事煩心事。

為了早日打開小姚案“死結”，福建檢察機關按照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路線圖”機制，由省市縣三級檢察院組成辦案組聯動化解。

閩侯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春介紹，他們在向縣民政局調取婚姻登記檔案材料時，通過全國婚姻信息聯網查詢系統，發現莫某還在山西等5個省份有5次婚姻登記信息，這讓他們信心倍增，如果能夠確定詐騙事實，就能促使民政部門打消顧慮。

福建省市縣三級檢察院組成辦案團隊跨越1800多公里，輾轉山西多地市走訪民政局、公安局、檔案館等單位取證，幾經周折，初步證實莫某曾在山西冒用他人身份證，實施騙婚詐騙犯罪，最終促成刑事立案。在此基礎上，召開公開聽證和專家論證會達成共識，依據《福建省行政執法條例》自行糾錯等規定向民政部門發出檢察建議，案件辦理迎來久盼的轉機。

去年全國兩會期間，《法治日報》記者曾詳細報道該案，引起各方高度專注。那么，小姚現在的生活又有怎樣的改變呢？2023年1月29日，記者與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廳廳長張相軍、辦公室主任馮孝科，福建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王金文、七部主任吳世東、副主任王斌一行再次來到小姚家中。

記得去年小姚租住的老木房子，窄小得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彎腰側身才進得去人，一打開窗戶，鄰居家養雞鴨的混雜氣味立即灌進屋里。而小姚自己的家，在閩侯更偏僻的大湖鄉東姚村，這是一棟三層的舊磚房，前后院共住了十幾戶人家。房子空間不是很大、墻壁上白石灰已經脫落，但映入眼簾貼滿墻壁的孩子獎狀平添了未來的希望和生活的溫馨。

更讓人欣喜的是，當年那個有些木訥、不善言笑的小姚臉上已經綻放出光彩，孩子們手里拿著檢察官帶來的慰問禮品和兒童玩具時，開心的笑容在夕陽下顯得那么燦爛。當記者問小姚：“你到底多高?。俊逼拮影⑸彄尨穑骸?.48米?！眱鹤涌┛┑匦Τ隽寺暎諝庵蟹路鸲硷h散著那份滿足幸福的氣息。

記者采訪時了解到，在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后，莫某因犯詐騙罪已被人民法院判處三年零九個月有期徒刑，同時公安機關通過進一步深挖徹查，已將莫某多地流竄作案的其他同伙抓獲歸案。

行政檢察就是要始終堅持與民同行、向民而行，依法能動履職，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針對小姚案反映的問題，最高檢沒有止步于個案，要求全國各地檢察機關清理類案、積極開展監督，真正踐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以人民為中心”。

張相軍對記者表示，檢察機關會同民政部門調查摸底發現全國至少有一千多起類似案件。2021年底，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制定并發布《關于妥善處理以冒名頂替或者弄虛作假的方式辦理婚姻登記問題的指導意見》，以訴源治理打通司法與行政的堵點，從制度上解決冒名頂替或以虛假方式婚姻登記給受害人帶來的“災禍”。

2019年7月的一個午后，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學習交流會上，一起行政賠償抗訴案件引起最高檢黨組高度重視。多年前，盛大爺與他人合作建房，因不同行政部門對該建房行為評價不一，盛大爺從55歲到86歲一直奔波在維權路上，幾乎在訴訟中度過了半生。該案歷時31年引發多個行政和民事訴訟，相關行政執法決定和司法裁判超20個，程序空轉、執法司法資源極大浪費。

張軍指出，31年申訴、3年抗訴、1年半做和解工作，86歲老人幾多悲涼，我們必須思考如何把習近平法治思想落到實處。如果執法、司法為民只是說在嘴上、寫在紙上、掛在墻上，公平正義就只是口號，法律的溫度就會很低，民心就會離我們很遠。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憲忠多次在相關會議上談及盛大爺案，如果當年執法司法部門有任何一個環節較真的話，案件也不至于由最高檢抗訴、最高法審理，盛大爺的人生也許就會改寫。

在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秦前紅看來，小姚案、盛大爺案等案件的辦理，就是讓人民群眾在辦理的行政檢察監督案件中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案子既要程序了結更要解決當事人實質訴求，以促進政通人和。

由于行政檢察起步晚、底子薄，最高檢黨組明確提出行政檢察肩負著監督公正司法和促進依法行政“一手托兩家”的雙重責任，承載著解決行政爭議，保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使命，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五年來，行政檢察“逆風飛揚”，堅持不懈地補短板、強弱項、固根基，截至2022年12月，共化解行政爭議33159件，解決了一批人民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委會專職委員宮鳴表示，檢察機關堅持訴訟內監督和訴訟外監督“雙輪”驅動，以行政訴訟監督為基石、以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為牽引、以行政非訴執行監督和行政違法行為監督為新著力點，已經形成上下級檢察院各有側重、上下聯動、全面履職的工作格局。

　　五

洞口村，一個山清水秀的小村莊，位于江西省景德鎮市千年古城浮梁縣湘湖鎮。村莊因一個天然形成的溶洞而得名，流經溶洞口的一條小河貫村而過，被譽為洞口村民的“生命之河”。

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喝著清冽的山泉水、吃著自己地里種的瓜果蔬菜，寧靜幸福。

“我們洗衣服、洗菜都是在河里呦”，2023年2月13日，一位正在河邊用木杵敲打浣洗衣服的婆婆開心地告訴記者。細問得知，婆婆已經78歲，再問她這條小河以前被污染過的事，婆婆回答：“村子里的人哪個不曉得哦！”

2018年發生的一起環境污染案件，打破了村民們簡單的幸福。那年夏天，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泛起了白色的泡沫，河面漂浮著數不清的死魚，婆婆中斷了幾十年來河邊浣洗衣服的習慣。

今年已經60多歲的老胡對記者回憶說，那一天，他6歲的孫子去河里洗澡后，身上出現小紅點，很快多處潰爛，到醫院治療被告知是皮膚中毒導致。村子里多名村民陸續出現皮膚紅疹，引起大家警覺。村民們自發組織對河流沿岸進行了排查，最終在溶洞口上方的山坡上發現了排放廢物的罐車，罐車周圍十分泥濘，還散發著一股濃烈的刺鼻氣味。

“后來經過探查，發現地下有條暗河通往村里的河流，下游的三個村的用水都受到影響”，記者采訪時了解到，這是一起跨省傾倒化工廢液的惡性環境污染案件。

景德鎮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匡寧當年是這一案件的承辦檢察官，她詳細地向記者介紹了案件情況。2018年3月至7月，某省某化工公司生產部經理吳某甲將公司產生的硫酸鈉廢液交由無危險廢物處置資質的吳某乙處理，吳某乙等人為省力省錢遂將30車1124余噸硫酸鈉廢液跨省運輸至浮梁縣壽安鎮八角井、湘湖鎮洞口村的山上傾倒，導致8.08畝土壤和6.6平方公里流域的地下水、地表水被污染，嚴重危害1000余名村民飲水、用水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受到嚴重損害。2019年底，吳某甲、吳某乙等6名被告人因污染環境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和罰金。

2020年6月22日，經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指定管轄，浮梁縣人民檢察院針對破壞環境致使社會公共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的問題啟動生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程序。2020年11月17日，浮梁縣人民檢察院就該案向浮梁縣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請求判令該公司承擔因傾倒硫酸鈉廢液造成的環境污染損失，包括污染修復費、環境功能性損失費、應急處置費、檢測費、鑒定費等，共計285萬余元，并在國家級新聞媒體上向社會公眾賠禮道歉。

轉眼之間，時光進入2021年，案件即將開庭審理。與此同時，民法典已經于1月1日正式實施，該法第1232條規定：“侵權人違反法律規定故意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造成嚴重后果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毙路ǖ膶嵤┳屔鷳B環境懲罰性賠償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一個新問題擺到了法官、檢察官們面前，檢察機關能否適用民法典提起懲罰性賠償，該案中能否追加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怎么確定懲罰性賠償的標準？出現了較大爭議。

2021年元旦假日的晚上，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八檢察廳廳長胡衛列的電話突然響起，讓他意外的是，電話的那端竟是張軍檢察長。最高檢黨組對該案高度重視，強調生態環境保護是國家治理的重大和關鍵問題，不僅事關黨的使命宗旨，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為落實最高檢黨組和張軍部署要求，解決好懲罰性賠償條款適用問題，八廳專門就本案中民法典第1232條是否具有溯及力、該條構成要件的理解適用、懲罰性賠償認定標準以及變更訴訟請求等相關具體程序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最終形成意見認為，本案所涉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侵權行為發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但是侵權人未采取有效措施修復生態環境，生態環境持續性受損至民法典實施，嚴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適用民法典等相關司法解釋，可以追加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

在最高檢和江西省檢的指導下，浮梁縣檢察院依法變更訴訟請求，在原訴訟請求基礎上增加訴訟請求，要求該公司以環境功能性損失費的3倍承擔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金17萬余元。該案成為民法典實施后適用生態損害侵權懲罰性賠償責任第一案。

2022年7月19日，第四屆服務保障長江經濟帶發展檢察論壇上，八大民主黨派代表調研時了解到該案后，對檢察機關積極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舉措給予高度肯定。當主持人張軍請大家發言時，一位代表直言不諱地說到，“怎么懲罰性賠償金才17萬元？太低了”。電梯間里代表們仍興致頗濃地討論應當完善司法適用，讓對惡意損害公益者罰得更痛！

今年2月13日，天氣有些濕冷，記者在洞口村與多位村民圍坐在火盆旁，聽他們講述著變化：老胡的小孫子去年夏天已經跟著爸爸去深圳讀書；為了婆婆下河浣洗衣物更方便，村委會還專門壘建了洗衣壩；在政府、公安、法院、環保部門的共同努力下，污染土地也正在修復，土壤里的樹苗已經復綠。聽著他們娓娓描述中流露出來的舒心和滿足，記者心里莫名感動。

這個案件是五年里70多萬件檢察公益訴訟案件的一個生動縮影，它不僅讓民法典新設定的條文成為助力生態文明建設的鮮活實踐，也為生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的司法適用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實踐范例。

公益訴訟是由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決策部署推進的一項重大司法改革舉措。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就“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作了說明。2015年7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在部分地區進行試點。2017年7月，修訂后的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全面推開。

2018年夏天，最高檢黨組在拿出機構改革的總盤子之前，率先提出撤銷鐵路運輸檢察廳增設公益訴訟檢察廳的方案，報中央審批。雖然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但設立公益訴訟檢察廳的想法順應大勢、服務大局，必須力推。

2018年7月中央深改委第三次會議批準最高檢設立公益訴訟檢察廳。最高檢以“政治智慧+法治智慧+檢察智慧”，提出“雙贏多贏共贏”理念，為公益訴訟的健康發展提出方向性引領。2018年就實現了全國基層院辦理公益訴訟案件全覆蓋。隨著公益訴訟辦案數量規模的快速增長，最高檢又提出了“把訴前實現維護公益目的作為最佳司法狀態”“持續跟進監督”兩大公益訴訟檢察重要理念，強化質效優先導向，注重通過扎扎實實的辦案成效，實實在在地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201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了最高檢關于公益訴訟專項匯報，明確提出最高檢和省級人民檢察院要直接立案辦理重大有影響的公益訴訟案件。當年年底，最高檢首次直接立案辦理萬峰湖案件。2021年又直接辦理包括南四湖流域生態環境受損案和陳望道姓名、肖像權保護案在內的6件公益訴訟案件，同時，省級院實現了自辦案件的全覆蓋。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介紹，南四湖水域澤及魯蘇豫皖四省，因上下游、左右岸治理標準不一，多重污染交織，嚴重影響群眾生產生活。最高檢直接立案后，調用四省檢察官辦案，助力地方政府攜手治理，采取統一污水排放標準等一系列舉措，歷時十月，初現一湖碧水。

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表示，檢察機關與政府部門雖分工不同，但服務人民、追求法治的目標是一致的。最高檢成立公益訴訟檢察廳是標志性的歷史事件，體現了最高檢黨組對新時代檢察機關定位的戰略思考。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完善公益訴訟制度”，胡衛列表示，這是對檢察公益制度新的要求和更高期待。

　　六

張成曄是北京兒童醫院急診室的副主任醫師，在醫院工作了近26年。2023年1月19日，記者見到她時，發現她講話語速特別快，記性也特別好。時間已經過去兩年多，她仍然能清楚地回憶起那個場景。

2020年的一個上午，3歲女童小杰（化名）因頭部外傷被120送進北京兒童醫院急診室后出現嘔吐、精神反應弱等癥狀，檢查顯示，女孩左側額顳頂枕顱板下出血、伴蛛網膜下腔出血。細心的醫生發現，孩子背部下方可見多處陳舊傷，經過專家會診后，醫院認為孩子極有可能遭遇家庭暴力，果斷選擇報警。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小杰之所以入院，竟然是被其親生父親摔傷的，后經法醫鑒定，小杰為重傷二級，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檢察院對小杰父親以涉嫌故意傷害罪作出批捕決定。

面對檢察官訊問時，小杰父親認罪悔罪，同時也向檢察官傾訴了自己生活的不易，希望能夠早日出去掙錢。承辦檢察官劉玉霞介紹，這一家人的情況比想象更為復雜。母親是智力殘疾三級，有兩個年幼的孩子，事發前不久，小杰奶奶剛查出癌癥，小杰只能由老家來到北京，家庭矛盾更加突出，父親因為生活壓力大，常拿孩子出氣。

考慮到小杰一家面臨的現實情況，本人也悔罪不已，檢察機關決定對小杰父親取保候審，并為小杰申請了一筆4500元的小額救助基金以及司法救助金17000余元。截至記者發稿時，小杰父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靠送快遞維持一家穩定的生活，小杰也開心地去了幼兒園。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宋英輝認為，這是一起醫務人員基于“強制報告”制度依法報案的監護侵害典型案件，醫院“教科書”式報案，公安機關迅速立案偵查，檢察機關同步介入，切實體現了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溫度。

202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國家監察委員會、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九部門會簽了《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2021年6月1日，未成年人保護法正式實施?！皬娭茍蟾妗敝贫葘戇M法律，明確規定國家機關、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發現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或者疑似受到侵害的，應當立即向有關部門報告。

而在所有需要報告的主體里，醫院和學校是最易發生報告事項的部門，實踐中分辨有無侵害事項發生、侵害是否惡意等很不好把握，尤其是涉性侵案件。記者采訪時了解到，制度試行階段并不是十分順暢，醫生有“擔心打擊報復”、相關主管部門有的感覺落實中承責過重，“報告”必然意味著本職工作外要承載更多的負荷。為了確保制度落地，檢察機關做了相應扎實工作。

2020年以來，檢察機關已通過“強制報告”追訴犯罪5358件，對不予報告的督促追責719人，包括對性質極為惡劣、不予報告而引發新的侵害案件的報告者追究了刑事責任。制度在解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發現難、取證難、指控難等問題上發揮了關鍵作用，得到社會各界廣泛認同。

張成曄對記者表示，“強制報告”入法后，醫院已建立一整套制度，碰到孩子被侵害情況，都會交由保衛部門處理，“報告”后司法機關及時介入，為第一時間保護、救助被害人，懲治、阻斷犯罪創造了條件，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綜合保護。

2018年，伴隨著檢察機關那場里程碑式的重塑性變革，專門負責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第九檢察廳應運而生，據了解，這是中央政法機關成立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專司未成年人保護的有獨立編制的廳級內設機構，標志著未成年人檢察步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

眾所周知，2018年10月19日，最高檢史上首份檢察建議書發往教育部（以下簡稱一號建議），這是最高檢認真分析辦理的性侵幼兒園兒童、中小學生犯罪案件，針對校園安全管理規定執行不嚴格、教職員工隊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兒童和學生法治教育、預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問題，首次以最高檢名義發出的。

一號建議的出爐起源于最高檢的一起抗訴案件。2018年6月11日，因為一起小學教師性侵班上學生被錯誤輕判案件，最高檢提出抗訴，首席大檢察官張軍首次依法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審委會會議審理本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周強主持，最高法17位審委會委員悉數出席。

這起案件的被告人齊某是一所鄉村小學的班主任。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齊某利用午休、晚自習及女生宿舍查寢等機會，在學校辦公室、教室、宿舍等地方多次對數名女童實施奸淫、猥褻，并以外出看病為由將其中1名女童帶回家中強奸。

齊某到案后，拒不認罪，以“零口供”抗拒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庭審指控。2016年1月20日，某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齊某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年。

2017年3月3日，最高檢以終審裁判對齊某強奸、猥褻兒童一案適用法律錯誤、量刑畸輕為由，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訴。

該案抗訴得到了最高法院審委會絕大多數委員的贊同，最終，齊某被改判無期徒刑。

正義得到伸張，檢察監督并未就此結束。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首任廳長史衛忠（現任最高檢第三檢察廳廳長）清楚記得，張軍檢察長此后在多個場合強調，要思考如何把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做到起訴之前、延展到裁判之后，為每個孩子、每個家庭帶來更實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五年來，檢察機關將“一號檢察建議”沒完沒了地抓下去，積極推動社會綜合治理。凡拉攏、誘迫未成年人參與有組織犯罪，檢察機關一律依法從嚴追訴；對性侵、拐賣、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絕不手軟。孩子就是未來，共建“一站式”辦案場所，防止“二次傷害”；以公益訴訟專項監督禁止為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文身；擔任法治副校長的檢察官從2018年的1796人已增至2022年的3.9萬名。

2022年5月30日，一份重要司法文件由兩高兩部聯合下發。針對實踐中未成年人犯罪記錄應封未封或者違規查詢導致泄露信息的案事件，造成涉案未成年人在考試、升學、就業、生活等方面遭遇歧視問題，這個《關于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實施辦法》就具體標準和操作程序等進行了全面細化。

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現任廳長那艷芳看來，這對提升涉案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效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未檢推動了整個未成年人保護事業的發展，讓孩子們從小感受到法治的力量”，公益律師佟麗華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以往檢察機關更多局限在本部門自己做，法律監督的職能發揮得不夠，現在是推動、引領更多部門共同做，在推動形成全社會參與未成年人綜合保護新格局層面，可謂是“不遺余力”，促進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六大保護”制度的銜接、融合，發揮了重要作用。

　　七

“我姐姐被害前吃的飯菜仍然在桌子上，她的房子我們再也沒進去過”，被害人小燕（化名）的弟弟小雨（化名）和父親都是殘疾人，家里生活十分困難。

2015年3月5日，元宵節的晚上，海濱城市大連一個叫做甘井子的地區發生了一起命案。因被告人辛龍隱瞞離婚后仍與前妻共同生活的事實，小燕（歿年33歲）在自己住處與交往中的辛龍發生爭執，其間，辛龍實施過掩住小燕口鼻的行為。次日晨6時許，小燕尸體在樓下被發現，經鑒定系口鼻部受外力作用致機械性窒息死亡。

該案經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于2016年8月1日以辛龍犯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宣判后，辛龍提出上訴。2016年12月29日，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經二審，以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未排除合理懷疑，定案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為由，將此案發回原一審法院重審。2018年1月24日，原一審法院作出刑事附帶民事判決，判處辛龍無罪。

2018年2月13日，大連市人民檢察院向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后遼寧省人民檢察院以抗訴不當為由，于2018年11月13日決定撤回抗訴，同日，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遼寧省人民檢察院撤回抗訴。

案件歷經辛龍被判處死刑、無罪的先后反轉，對被害人弟弟小雨和父親精神的打擊可想而知。2020年初，一封來自被害人老家黑龍江的申訴信“穿越林?！钡竭_最高檢第十檢察廳承辦檢察官的手里。

“尊敬的檢察官，我是死者家屬，一個農民家庭，女兒被男友殺死，死者家里以淚洗面痛不欲生，而他卻由死緩改為無罪，天理難容啊……”小燕父親如泣如訴的控告，讓承辦檢察官心頭為之一震。

在與相關辦案人員了解案情、會見申訴人，調取原案偵查、批捕、起訴、一審及二審等全部14冊卷宗作進一步審查后，十廳檢察官認為原案事實認定存在疑問，遂將案件移送專門負責重罪案件的第二檢察廳審查；二廳承辦檢察官圍繞法院判決無罪的理由，專程赴案發現場調查補充完善證據，在法院審理中存在疑問的問題上進一步補強了定案證據。

2022年2月11日，最高檢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訴，而這一天，正是小燕被害后的第7個元宵節。

今年2月15日，最高檢舉辦的“迎兩會·新時代檢察這五年”系列首場新聞發布會通報了該案進展情況，2022年12月25日原一審法院已經判決認定辛龍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記者采訪時得知，小雨陪伴父親做完手術后已經去一個工廠打工，檢察機關也沒有“一抗了之”，及時啟動了被害人救助程序。

“2023年2月27日，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進一步確認了一審認定辛龍故意殺人犯罪的事實、證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廳廳長元明介紹并表示，以往申訴案件糾正一般多為被告人申訴的有罪案件糾正為無罪，該案的辦理彰顯了檢察機關認真對待信訪、以事實為根據、以人民為中心的辦案理念，正義可能遲到，但不會缺席。

“這個案件充滿戲劇張力，提醒我們：司法人員良好的判斷力和道德勇氣對于司法公正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鼻迦A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認為，對于錯案，需要兩面預防與糾正，一是防止無辜者被錯判有罪的入罪之錯，二是防止有罪者被錯判無罪的出罪之錯。對于兩種錯案都應力避，符合條件時都應當堅決糾正，體現刑事司法注重事實真相和是非曲直的精神。

我們將時針回撥到2019年3月12日。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內，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首次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工作報告?！皩⑿谋刃膶Υ罕娦旁L，建立7日內程序回復、3個月內辦理過程或結果答復制度。”這份莊嚴承諾獲得熱烈掌聲。

言落地，已成諾。自2018年機構改革后，在控告申訴檢察職能二合一的最高檢第十檢察廳的辦公區，每天都可以看到檢察官忙碌的身影……

信訪群眾收到回復自然歡喜，但合理訴求若未切實解決，仍會繼續信訪。最高檢要求，“件件回復不是目的，案結事了才是根本”，狠抓領導干部帶頭辦理疑難復雜信訪案件，從大檢察官做起，基層受理首次信訪全部由院領導辦理。

2019年12月4日，重慶市檢第一分院檢察官助理崔天明的筆錄里，“接訪人”一欄中出現了張軍的名字，記者第一次見證如此的“下訪辦案”。案情涉及一起行政訴訟，在兩個多小時的對話中，張軍耐心傾聽申訴人訴求，把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11月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特別強調的“三個沒有變”精神用自己的語言說得入情入理，觸動申訴人轉換了思路，當即表態：“案件到此為止。”

一些信訪案件歷經多年，深層次矛盾問題累積交織，即便院領導出面也很難根本解決。最高檢2019年起創新推進檢察公開聽證，對爭議大、影響性案件，邀請各界人士參與聽證、評議，“法結”“心結”一起解。

2020年10月22日，張軍首次主持的“陳某刑事申訴案公開聽證會”在福建省人民檢察院舉行。該案由民營企業之間股權轉讓合同糾紛引發，系不服檢察機關不起訴決定的刑事申訴案件。以張軍為“主辦檢察官”組成的最高檢辦案組認真閱卷后，多次實地調查了解，當面聽取申訴人意見，研判原案處理結論，確定實質性化解方案。聽證會上，申訴人陳某慷慨陳詞，五位聽證員提出的問題也尖銳、犀利，對案件的“罪與非罪”有一定分歧，化解難度很大。聽證會后，四級檢察院共同釋法說理，促使被不起訴人依法履行還款義務，案件畫上圓滿句號。

2021年1月21日，記者回訪當事人陳某，他和夫人將一面寫著“公正執法 護航民企”的錦旗特別委托記者帶給最高人民檢察院，被不起訴人也委托記者帶回一面寫有“公開聽證解心結 人民檢察為人民”的錦旗以及一封寫給“檢查官和檢查院”的感謝信，老百姓寫的“查”字里，不正體現了對于檢察官調查工作滿滿的獲得感嗎？

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檢察機關用心紓解人民群眾急難愁盼，釋放“檢察溫度”。幾年來，件件有回復，時時在深入，“家門口檢察院”受到信任，縣級檢察院受理信訪占比從24.5%上升至29.8%，信訪“倒三角”結構持續改善。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檢察廳廳長徐向春介紹，四年來，檢察機關收到的353.9萬件信訪均在7日內告知“已收到、誰在辦”，3個月內辦理過程或結果答復率超過95%。與2018年相比，2022年檢察機關信訪總量、重復信訪量、到最高檢信訪量分別下降2.2%、13.9%和7.7%。各級院領導帶頭包案辦理疑難復雜信訪案件50674件，化解率為84.7%，努力變“結案了事”為“案結事了”。

　　有一種前行的力量叫情懷

黨的領導凝聚起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磅礴力量。2月7日，被譽為“開局之年第一課”的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探索性事業，還有許多未知領域，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大膽探索，通過改革創新來推動事業發展，決不能刻舟求劍、守株待兔。

鋪平檢察改革五年的這張膠片，看到檢察機關一幕幕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以人民為中心”的生動畫面，竟如此動人心弦。

法律監督是能動的，不做可以求安，一旦做起來，難免阻力重重。五年來的檢察改革亮點紛呈，從社會層面觀察，檢察機關近年來因昆山龍哥反殺案、杭州取快遞女自訴轉公訴案、農民工偷盒飯不予批捕案等，都增加了社會認知度，讓檢察官形象愈加鮮明。掛職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副廳長的張建偉對這場改革更多了親歷性，在他看來，檢察機關通過刑事訴訟結構性變化的動力，讓公訴權在絕大部分案件中作為偵查“橡皮圖章”的樣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但我們不能忽略的是，改革中也的確出現了不少爭議乃至非議，有誰會想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推進在外部被認為是“高歌猛進”、內部因為加大基層檢察官工作量會被當作問題向上級反映？有誰會想到檢察機關的“以我管促都管”會被理解為“職權擴張”？又有誰能預料到企業合規改革會被學者來一場“批判性反思”呢？

也許這恰恰是法律監督權有力行使泛起的漣漪。守正創新，“守”的不正是不忘初心，“創”的不正是以非常之舉應對非常之事、用超常規思維破解社會治理難題嗎？

唯其艱巨，方顯珍貴；唯其艱巨，更顯榮光。這或許是一個方法論或認識論的問題。關于改革的進路，記者與法學界多位大學校長、法學院院長有過坦誠交流，一起多次探討這場檢察變革，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典型的自上而下充滿人文主義情懷的改革，甚至某種程度上引領了這一輪司法改革。

從檢察改革占據各大學術期刊專題以及大大小小研討會重要的話題流量來看，從律師界投入到企業合規的藍海來觀察，也許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這場變革的風生水起，正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學術界高度的關注必然承載著人們更高的期待。改革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披荊斬棘甚至步履維艱中更需定力、堅韌不拔和恒心。

2021年7月，北方一個海濱小城，朱孝清、莫文秀、李如林、許衛國、馬永勝、王晉、王田海、劉鐵流、池強、楊振江、肖聲、何澤中、汪瀚、張少康、張培中、張智輝、陳連福、賈志鴻、徐安、徐明、崔偉、崔智友、蔣洪軍、路志強、蔡寧25位最高檢咨詢委員與會，就12份以問題為導向的調研報告談不足獻良策。

記者在現場聽到這些與檢察事業風雨同舟的老領導發言重復率最高的一句話就是，“變化太大了，天翻地覆”。

“希望，是這個時代像鉆石一樣珍貴的東西?！边@是記者2019年兩會期間采寫《最高檢里程碑式的重塑性變革》里采用《流浪地球》的一句經典臺詞，未曾想四年過去，我們站在歷史的節點回望時，適逢《流浪地球2》面世，那極具沖擊力的希望、信心以及與未來關聯的可能性裹挾了我們身體內所有的情感因子，讓我們對注定非坦途的高質量發展之路更加充滿憧憬……

為者常成，行者常至。習近平總書記在農歷癸卯兔年的新春賀詞多么溫暖人心啊，“歷史不會辜負實干者。我們靠實干創造了輝煌的過去，還要靠實干開創更加美好的未來?！?/p>

今年1月8日，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剛結束，2023年全國檢察長會議“錨定目標不放松，心無旁騖抓落實”，以視頻形式“一竿子插到底”開到基層檢察機關。

張軍指出，黨的檢察事業穩步向前，實現職能重塑、機構重組、機制重構，根本在于習近平總書記領航掌舵，根本在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指引；充分體現出全體檢察人團結奮斗、踔厲奮發、拼搏奮進精神之奉獻。

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應勇強調，檢察工作現代化要實現監督理念現代化、監督體系現代化、監督機制現代化、監督能力現代化，必將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

時間不等人！歷史不等人！發展不等人！一年春作首，萬象始更新。讓我們只爭朝夕，追風趕月莫停留，共同奔赴闊步向前的檢察事業?。ㄊY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