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鎮江段的江流之中有一座寶島，名叫“焦山”，因滿山蒼翠，如同碧玉，又被古人稱為“江中浮玉”。焦山風景秀美，四季俱佳，是鎮江“三山”風景名勝區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書法史上，“焦山”更擁有獨特地位。焦山碑林珍藏五百余方古碑，保留八十多處摩崖，上承六朝，下迄民國，被譽為“書法名山”。

焦山

焦山的故事，要從有“大字之祖”之稱的“瘞鶴銘”說起。

焦山碑刻博物館首任館長、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理事李敘彬介紹，焦山出現的最早碑刻，正是南朝梁天監十三年（514年）鐫刻在焦山雷轟巖上的“瘞鶴銘”。唐代后期，“瘞鶴銘”歷經風雨侵蝕，被雷擊墜入江中。北宋慶歷八年（1048年），潤州太守錢彥遠偶然從長江中撈出一塊“瘞鶴銘”，藏于新建的寶墨亭。亭中還有集王羲之書法刻成的唐代經幢。

寶墨亭是焦山碑林的前身。明代，寶墨亭擴建為寶墨軒，藏碑漸多，形成規模。清代乾隆皇帝南巡駐蹕焦山，又重建了此前被毀的寶墨亭。從明清年代開始，文人雅士慕名來鎮江焦山“打卡”漸成風尚。他們豪情滿懷，縱酒放歌，留下了一處處記錄屐痕的題刻，形成了一通通凝聚歷史的碑刻。焦山題刻和焦山藏碑也不斷豐富，蜚聲江南。

焦山碑林文保碑

清代末年，焦山藏碑再遭兵燹，損毀嚴重。到新中國成立時，存碑不足百方。從1960年開始，鎮江市人民政府為搶救民族文化遺產，在寶墨亭、香林庵、槐蔭精舍等建筑基礎上建立焦山碑林，搜集鎮江地區流散碑刻。鶴林寺“古墨林”、大港華陽觀唐代“魏法師碑”等珍貴碑刻都集中到了焦山。1988年，焦山碑林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焦山碑林更被認為是“江南第一碑林”，展示了鐫刻在石頭上的長江文化。

在去年國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中，焦山碑林的六朝“瘞鶴銘”、唐潤州仁靜觀“魏法師碑”、唐貞觀《金剛經》偈句摩崖石刻、宋陸游踏雪觀瘞鶴銘摩崖石刻、清“澄鑒堂石刻”、清乾隆御碑入選。

瘞鶴銘

“瘞鶴銘”是焦山碑林最為著名的題刻。李敘彬介紹，這是南朝時期一篇哀悼家鶴的書法作品。如前所述，“瘞鶴銘”在唐代后期墜入江中。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蘇州知府陳鵬年雇人從長江中打撈“瘞鶴銘”題刻，得殘石五方，移置定慧寺建亭保護。“瘞鶴銘”全文原有178字，現只剩93字，其中11字已不全。由于文中以干支紀年，以別號代替真實姓名，后人無法考證“瘞鶴銘”的撰文者和書寫者是誰，存在著陶弘景、王羲之、王瓚、顧況等多種說法。但“瘞鶴銘”書法技藝之高超，卻舉世公認。它處在書法發展史上由篆書、隸書向楷書過渡階段，行筆雄健蒼古，方圓并用，結字錯落，富于變化。宋代大書法家黃庭堅稱之為“大字之祖”；清代書法家翁方綱評論“瘞鶴銘”“寥寥乎數十字之僅存，而兼賅上下數千年之字學”。

陸游踏雪觀瘞鶴銘摩崖石刻

從唐代到清代，“瘞鶴銘”殘石在長江中沉睡數百年。在一些干旱年份，水中殘石偶爾露出水面，就有人抓緊時間前來拓印，形成“水拓本”。而聞訊前來尋訪“瘞鶴銘”殘石的歷代文人更是不計其數，其中就包括南宋愛國詩人陸游。

南宋隆興二年（1164年），陸游和友人踏雪游焦山，觀“瘞鶴銘”，揮毫寫下紀游文字。次年，焦山僧人將這段文字刻在浮玉巖，這就是著名的“陸游踏雪觀瘞鶴銘摩崖石刻”。全文73字：“陸務觀、何德器、張玉仲、韓無咎，隆興甲申閏月廿九日，踏雪觀瘞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風檣戰艦在煙靄間，慨然盡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歸。明年二月壬辰，圜禪師刻之石，務觀書。”

這段文字可以看成陸游的一篇散文，也可能是中國文學史上最短的游記散文。陸游在焦山眺望江北，烽火未熄，想到江山淪喪，慨然寫下“微博體”游記，憂國憂民的悲憤心情溢于言表。陸游也是著名書法家，其手跡存世較少。從這段題刻也能看出他的“書札精妙，遒嚴飄逸，意致高遠”（朱熹語）。

唐潤州仁靜觀“魏法師碑”

焦山碑林入選“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的其他四處題刻也各有看點。李敘彬介紹，唐潤州仁靜觀“魏法師碑”是江蘇現存較少的初唐碑刻。“魏法師”名叫魏降，是與皇室關系密切的道教名人。此碑由書法家張德言書寫。張德言名氣雖不大，但他書寫的“魏法師碑”結字疏朗，方整有致，堪與褚遂良、虞世南等初唐書法家媲美。

唐《金剛經》偈句摩崖石刻，由僧人貞觀書寫，此石刻為大字楷書，用筆爽利，氣勢逼人；清“澄鑒堂石刻”，由清代金石名家錢泳根據北宋文同、蘇軾所畫墨竹圖上的題詠雙鉤勒石，收錄蘇軾、韓琦、文彥博、米芾、李東陽、王世貞、張玉書等74位歷代名家手跡；清乾隆御碑則是乾隆皇帝第五次下江南游覽焦山時所留。御碑陰陽兩面均刻乾隆詩作，其書法結體嚴謹，筆法流暢，柔中有剛，雍容俊逸。御碑四周及底座鐫刻九龍云水紋浮雕，刻工極其精湛。

焦山的名碑名刻還有很多，如甘露寺鐵塔地宮出土的唐李德裕“重瘞舍利石函題記”，唐隴西李府君墓志，北宋米芾臨摹的“蘭亭序”、書寫的“城市山林”橫額，明代楊繼盛“游焦山詩”等等，數不勝數。也有一些碑刻，并不一定以書法取勝，卻記錄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讀來也頗為有趣。

清乾隆御碑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翻刻的元代趙孟頫《前赤壁賦》小楷碑，附有趙孟頫為蘇東坡所畫小像。只見蘇學士面龐飽滿，慈眉善目，右手扶杖，胡須只有少許，卻顯得沉穩平靜，氣度不凡；刻于南宋紹興年間的“禹跡圖”碑，是全國僅有的兩通“禹跡圖”碑之一。《禹跡圖》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計里畫方”的地圖，將《尚書·禹貢》所記述的名山大川標記在圖上，反映古代九州全貌。《禹跡圖》客觀展現了長江、黃河、珠江、太湖、洞庭湖等水系，而圖中海岸線的輪廓與現代地圖頗為接近，讓后人驚嘆于古人高超的制圖技術。

北宋紹圣二年(1095年)的“蓄貍說”殘碑，鐫刻的是唐代文學家楊夔所寫一則養貓故事。敬亭叟家中老鼠猖獗，于是抱來一只小貓（唐代人稱貓為“貍”）。好生飼養，就像哺育自家孩子一樣。不久，“鼠懾而殄影”，鼠患雖然平息了，但有野性的小貓還是逮著機會就往外跑。“蓄貍說”殘碑曾被認為出自黃庭堅手筆，但專家考證應該是托名之作，但其書法造詣極其高超，是焦山碑林的書法珍品之一。

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于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