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在“三八”國際婦女節來臨之際，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布《全市法院維護婦女權益白皮書（2022年-2024年）》及相關工作機制與典型案例。

白皮書涵蓋了2022年至2024年，蘇州兩級法院審理的涉婦女權益相關案件基本情況及反映出的主要特點，案件審理中發現的問題以及婦女權益司法保護的下一步工作重點。

白皮書顯示，蘇州兩級法院緊緊圍繞“公正與效率”工作主題，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依法維護婦女各項合法權益。2022年至2024年，全市法院共受理婚姻家庭類案件31667件，審結29534件。案件類型主要集中在離婚糾紛、撫養糾紛、離婚后財產糾紛、分家析產糾紛和婚約財產糾紛。共受理女性作為原告起訴的人格權糾紛案件2158件，占人格權糾紛案件受理總數的42.87%。共受理涉女職工勞動爭議案件13047件，占勞動爭議案件受理總數的24.06%。共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146份，女性申請人占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總數的91.67%。共審結侵害婦女人身權利的違法犯罪案件1903件，對其中36.85%的被告人判處三至十年有期徒刑。

白皮書指出，從近三年蘇州地區涉婦女權益相關案件的審理情況看，女性主動起訴的案件占比較大，女性群體維權更積極；離婚后女性更多地承擔未成年子女的撫養義務；婚姻家庭糾紛中新類型案件不斷涌現，女性財產保護需求呈現多樣化；女性參與社會勞動普遍，但就業大環境仍有待改善；女性對于隱私等核心人格利益愈加重視，在人格權保護方面提出新要求。白皮書通過對相關案件的分析研判，梳理出婦女權益司法保護中存在的問題與挑戰，明確了全市法院在充分發揮審判職能、積極推進家事審判改革、創新配套工作機制、加強部門協作配合、構建多元解紛機制等方面的工作重點。

白皮書還發布了全市法院維護婦女權益八大機制，從少年家事司法社會支持體系“一院一品牌”創建，到未成年子女探望審執聯動、“一封家書寄深情”判后延伸等工作舉措的部署落實，再到組建巾幗法律志愿服務聯盟專業化開展婦女維權志愿服務，蘇州兩級法院由謀篇布局的“大寫意”到精耕細作的“工筆畫”，聚焦矛盾糾紛新特點，適應審判工作新常態，不斷延伸司法職能，積極回應廣大婦女對司法保護有溫度、維權有渠道、發展有保障的新期待，形成了獨具蘇州特色的婦女權益司法保護生動樣本。

本次同時還發布了六件維護婦女權益典型案例，包括社會廣泛關注的離婚損害賠償與經濟幫助制度、離婚夫妻共同財產分割處理原則、對違背夫妻忠實義務和社會公序良俗的行為評價、夫妻間扶養義務的履行、分居期間未成年子女監護權的保障、家庭暴力的認定等，為婦女依法維權提供對應指導，也為涉及婦女權益的同類案件辦理和問題解決提供示范指引。（蘇報融媒記者 王小兵 實習生 鞠楠/文）

新聞鏈接：蘇州中院發布的六大維護婦女權益典型案例

案例一：適用離婚損害賠償與經濟幫助，維護婦女合法權利——宋某某與沈某某離婚糾紛案

基本案情：

宋某某與沈某某于1999年4月登記結婚，并生育一子宋某甲。后雙方因家庭瑣事發生矛盾，分開居住多年。宋某某曾兩次起訴要求離婚，后均撤回起訴，現認為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第三次訴至法院。沈某某同意離婚，但認為宋某某對其實施家庭暴力，應該對其進行賠償。家事調查報告顯示，宋某某確有經常對沈某某實施家庭暴力的行為，且宋某某亦承認曾經家暴沈某某。

裁判結果：

蘇州市吳江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宋某某與沈某某雖有一定的婚姻基礎，但婚后未注意夫妻感情的繼續培養，未能建立起深厚的夫妻感情，在產生矛盾后，雙方亦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彼此間的矛盾，致使矛盾加劇，宋某某多次起訴要求離婚，態度堅決且雙方已分居多年，故可以確認夫妻感情確已破裂，準予宋某某與沈某某離婚；夫妻共同財產中小型轎車一輛歸宋某某所有，宋某某支付給沈某某相應的折價款6000元。因宋某某對沈某某存在家庭暴力等情況，故宋某某應支付損害賠償款20000元。考慮到自雙方分居后宋某某一直居住在雙方共同建造的宅基地房屋中及離婚后沈某某無房可住等情況，酌情判決宋某某給付沈某某經濟幫助150000元。法院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義：

離婚損害賠償制度、離婚經濟幫助制度與家務勞動補償制度，構成我國三大離婚救濟制度。離婚損害賠償，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過錯致使婚姻關系破裂的，過錯方應對無過錯方的損失予以賠償。離婚經濟幫助，是指離婚后一方將陷入生活困難時，由具備負擔能力的另一方對其給予適當的幫助，以保護困難一方的基本生存利益不受損害。本案中，宋某某多次對沈某某實施暴力毆打，構成家庭暴力，由此導致婚姻關系破裂，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沈某某作為女性，在與宋某某婚姻關系中處于弱勢一方，不僅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多次遭受家庭暴力傷害，在離婚后還面臨無處安居的實際困難。本案在適用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同時，綜合雙方的經濟狀況，判決經濟條件較好的過錯方對生活困難的無過錯方提供經濟幫助，保障了婚姻中弱勢一方的基本生存權益，彰顯了法律的公平正義和對女性的人文關懷。

案例二：夫妻一方轉移共同財產，在離婚訴訟中應予以少分——葉某與凌某離婚糾紛案

基本案情：

葉某與凌某于2014年登記結婚，婚后雙方育有一子一女。2019年起，雙方因各種矛盾時常爭吵，2023年11月起雙方因凌某出軌而分居。2023年11月底，葉某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并主張凌某于2023年8月至2024年4月期間，向其母親、姐姐、公司員工等大額轉賬合計90多萬元，屬于轉移夫妻共同財產。凌某主張其與上述人員存在借款或業務往來，并非轉移夫妻共同財產，但未能提供相應證據。

裁判結果：

蘇州市吳中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案涉轉賬發生在雙方產生糾紛準備離婚期間，凌某雖主張其并非轉移共同財產，但未能提供證據證實向相關人員大額轉賬的具體用途，亦未作出合理解釋。綜合考慮轉賬數額、凌某與相關人員存在特定關系，依法認定該90多萬元系凌某轉移的夫妻共同存款。因凌某隱藏、轉移夫妻共同財產，存在過錯，應在離婚夫妻共同財產分割時予以少分，故酌定上述存款的主要部分分配給女方。法院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義：

離婚糾紛中轉移財產方往往系經濟地位較強的男方，2022年《中國離婚糾紛司法大數據》顯示，70%以上的財產轉移案例由男方實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條規定，夫妻一方隱藏、轉移、變賣、毀損、揮霍夫妻共同財產，在離婚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對該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本案依法適用上述規定，以判決少分財產的形式，對男方轉移、隱匿財產的不誠信行為予以否定性評價，保護了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方的合法權益，彰顯了司法對于婚姻不誠信行為的零容忍。

案例三：違反夫妻忠實義務贈與他人的財產無效——于某某與朱某某、許某某贈與糾紛案

基本案情：

于某某與許某某于2016年登記結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許某某與朱某某保持不正當男女關系，并在于某某不知情的情況下，向朱某某大額轉賬。于某某遂向法院起訴，要求認定許某某對朱某某的贈與行為無效，并要求朱某某返還贈與款項。

裁判結果：

蘇州工業園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背公序良俗。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產，除夫妻另有書面約定外，屬于夫妻共同共有。夫妻雙方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與婚外異性進行不當感情交往并將夫妻共同財產給予該第三者的行為系擅自處分夫妻共同財產，該行為侵害了夫妻另一方對該共同財產的合法權益，且違背社會公序良俗和社會道德，該贈與行為應屬無效，相應款項應予返還。本案中，根據于某某舉證的微信記錄內容、各類訂單記錄及轉賬往來憑證等，足以認定二被告之間存在不正當交往，許某某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與朱某某的交往行為，違背了夫妻之間的忠誠義務，亦違反了社會基本道德準則，故對于某某主張的案涉贈與行為無效、朱某某所得財產應予返還的請求予以支持。法院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義：

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互相關愛。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為重婚、與他人同居以及其他違反夫妻忠實義務等目的，將夫妻共同財產贈與他人，不僅侵害了夫妻另一方的共同財產權，更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背道而馳。2025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二）》實施，明確規定該類行為無效，夫妻另一方訴請返還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贈與雖是一種你情我愿的民事法律行為，但是夫妻一方對第三者的贈與行為嚴重破壞了婚姻彼此忠實的價值基礎，損害了配偶方的情感和財產權利，違背了社會公序良俗，法律不予保護。本案判決第三者向原配返還相應財產，既維護了配偶一方的財產權利，又對婚內出軌以及為維持與婚外不正當關系持續贈與第三者財產的行為做出了否定性評價，有利于引導社會樹立正確的婚戀觀，維護健康和諧的家庭關系，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案例四：夫妻間互負扶養義務，不因婚內經濟獨立而免除——朱某與張某扶養費糾紛案

基本案情：

朱某與張某系夫妻關系，于1999年登記結婚。2023年4月，朱某被診斷為惡性腫瘤，其后多次住院治療。因朱某退休后收入微薄，無法支付醫療費用，故訴至法院請求張某履行法定義務，支付扶養費。張某辯稱，雙方經濟互相獨立，其退休后收入微薄，雖因拆遷獲得補償款，但拆遷房屋系其母親出資，拆遷款應屬其母親所有，故其無力支付扶養費。

裁判結果：

蘇州市姑蘇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夫妻雙方有相互扶養的義務。需要扶養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養義務時，有要求其給付扶養費的權利。朱某于2018年退休，現每月退休金僅兩千余元，僅夠維持其日常生活所需。2023年4月份，朱某因患疾病送醫救治，產生了較大金額的醫療費，其退休收入不足以支付醫療費用。張某作為朱某的丈夫，應當履行其法定職責，對朱某給予關心照顧并支付相應費用。張某雖辯稱其收入不高，并需支付社保費用，但其通過拆遷獲得了較大金額的補償款，并置換房產一套，因此有能力承擔朱某的醫療費，故判決張某支付朱某的醫療費用。法院判決后，張某不服提起上訴，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條規定，夫妻有相互扶養的義務。需要扶養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撫養義務時，有要求其給付扶養費的權利。夫妻間互負經濟支持、生活照顧與精神慰藉的義務，這既是道德義務也是法律義務。夫妻扶養關系同時具備財產和身份雙重屬性，這也決定了其屬于典型的共生義務范疇。幫助配偶解決基本生活、生存問題是履行夫妻扶養義務的直接手段之一，也是保障家庭穩定和睦的重要基礎，更是中華民族幾千年傳統家庭美德的應然之義，對于彌補社會保障制度的不足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案中，朱某與張某系合法夫妻，朱某患有惡性腫瘤疾病，雖有退休工資但實在微薄不足以負擔高額治療費用，張某雖抗辯幾十年來雙方都是彼此經濟獨立，但并未明確約定，即便有約定，也并不能免除夫妻之間法定的扶養義務。朱某要求張某支付醫療的費用，法院結合朱某實際支出、張某經濟能力以及當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確定給付金額，有效保護了婦女在夫妻關系中的權利。

案例五：靈活確定撫養形式，保護婦女監護權——余某與孫某監護權糾紛案

基本案情：

余某、孫某于2019年登記結婚，2020年2月生育一子孫某甲，婚后兩人均在上海工作生活。2022年2月，余某、孫某攜兒子至四川的余某父母家過春節，春節后二人返回上海，將兒子留在四川老家。后夫妻倆因撫養孩子、處理家庭瑣事等原因產生矛盾而分居。孫某因不滿余某父母將不滿三周歲的兒子送往幼兒園、對其要求與兒子視頻的請求不予理睬，遂于2022年12月從幼兒園將兒子接回張家港家中生活。后雙方多次就孫某甲的探望事項溝通未果，期間，余某曾提起離婚訴訟，孫某以夫妻感情尚未破裂不同意離婚，后法院判決不準雙方離婚。余某以其監護權遭受侵害為由提起本案訴訟，要求孫某將兒子送交其撫養。

裁判結果：

張家港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孫某甲目前學習生活已經穩定，孫某對孩子照顧得當，且表示愿意配合余某探望孩子，并未侵害到余某的監護權。由于夫妻分居，勢必在形式上表現為一方和孩子共同生活、照顧孩子，行使直接監護權，另一方未與孩子共同生活，但這種情況并不必然侵害另一方的監護權。期間孫某亦數次配合余某探望，不存在侵害余某監護權行為，亦未造成嚴重成果，故判決駁回余某的訴訟請求。法院判決后，余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孫某因無法與孩子視頻，迫于無奈將孫某甲接回張家港親自監護，并告知了余某其目前住處，余某亦曾多次上門探望，不屬于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行為。余某將孫某甲交由父母隔代撫養，孫某將孫某甲接走親自監護、撫養，未事先與余某溝通協商，方式欠妥，且余某、孫某二人目前處于分居狀態，余某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也應得到合理實現。考慮到二人工作生活地點相距不遠，具有輪流撫養孫某甲的客觀條件，且二人對該輪流撫養方案并不排斥，故改判孫某甲在工作日隨孫某共同生活，在周末隨余某共同生活。

典型意義：

夫妻雙方享有對未成年子女平等的監護權，但在矛盾沖突易激化的分居期間，一方行使監護權受阻的情形時常出現。基于改變生活環境可能對子女健康成長不利的考量，司法解釋將子女跟隨一方生活時間的長短作為判決撫養權歸屬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在分居期間，夫妻雙方通常將子女跟隨自己生活作為爭取撫養權的重要方式。婚內監護權糾紛多為夫妻一方以監護權被損害為由，起訴要求夫妻另一方將孩子送交自己撫養。夫妻雙方從感情破裂到離婚，有較長一段時間處于分居狀態，如若簡單以夫妻一方行使監護權并不必然造成對另一方監護權損害為由駁回訴請，不利于矛盾糾紛的實質化解。倡導輪流撫養模式，可以有效化解撫養權爭奪糾紛，便于夫妻雙方行使親權，更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實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第四十八條規定，在有利于保護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父母雙方協議輪流直接撫養子女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本案在堅持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原則的基礎上，并據此判決雙方輪流撫養子女。有效化解撫養權爭奪糾紛，保護婦女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

案例六：先行出具人身保護令，及時保護被家暴婦女權益——王某與湯某離婚糾紛案

基本案情：

王某與湯某于2017年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并共同育有兩女。后因湯某毆打王某導致感情破裂，王某遂向法院起訴請求判決離婚。起訴后，王某又向法院遞交了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書，稱湯某多次因家庭瑣事毆打其，多次打電話、發信息威脅、恐嚇其，嚴重影響到其和子女的正常生活。

裁判結果：

太倉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王某提交的家庭錄像監控、報警記錄、病歷等證據，足以證實王某及其子女有較大可能遭受家庭暴力或面臨家庭暴力現實危險，王某提出的申請符合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法定條件，故裁定禁止湯某對王某及其子女實施毆打、跟蹤、騷擾、謾罵、恐嚇等家庭暴力行為；禁止湯某在王某的工作單位等場所內從事影響王某的行為，并與上述場所保持一定距離。

典型意義：

人身安全保護令一旦作出，一定程度上會限制被申請人的活動范圍和活動自由，因此必須謹慎審查被申請人的行為是否達到“家庭暴力”的程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條規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實踐中，多數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僅憑申請人所提供的證據難以達到認定被申請人的行為構成家暴的程度，但現實中家暴行為發生時，被家暴者很難及時留存相應證據，這就導致了審慎審查原則與切實保護申請人人身安全的沖突。因此，面對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法院不僅要審查申請人提供的證據，還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綜合主客觀統一標準，在自由心證范圍內判斷案件是否符合作出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條件。本案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發布，有效保護了婦女人身安全，體現了法律對于家暴行為的零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