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教育部發布《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提出到2022年基本實現“三全兩高一大”發展目標：教學應用覆蓋全體教師、學習應用覆蓋全體適齡學生、數字校園建設覆蓋全體學校，信息化應用水平和師生信息素養普遍提高，建成“互聯網+教育”大平臺。隨著信息化教育正式邁入2.0時代，信息技術與教育工作的融合愈發廣泛深入，也使得探索面向未來的新型學校形態成為新的研究熱點。

近日，在上海召開的一場題為“未來學校如何生長”的研討會上，著名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提出，只有解決好未來與本質、信息化與現代化、技術與制度的三大關系，教育發展回歸教育本質，教育信息化聚焦于教育內涵建設，教育理念和教育評價體系改革真正落實，才能使理想中的未來學校成為可能。

同時，他也強調，無論是在線教育還是教培機構，都是個性化教育的參與形式和力量，政府要建立合理的監管體系。政府要降低準入門檻，將前置審批改成備案制度，把教育行業參與者盡可能納入監管體系，并通過有序的市場競爭，促進教育機構規范經營。而且應多依靠市場的力量來促進培訓機構良性競爭，讓市場進行優勝劣汰。

著名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

未來學校要回歸教育本質，解決好三大關系

解決未來與教育本質的關系。教育的本質是讓每個人生活更美好，但現在的教育體系讓學校把學生分為優生、差生，分為成功者和失敗者，變成了淘汰失敗者的角色。未來教育必須調整教育體系、尊重個體發展，才能給每個孩子真正好的教育。

熊丙奇認為，“談教育未來，一定不要忘了教育的初心，不要忘記教育本質是什么，背離教育本質談未來，是空談未來，教育本質是讓每個人生活更美好，但今天的教育沒有真正做到重視每個個體的發展，從小學、初中、高中，我們把學生的一部分變成失敗者，中考之后就有一半被視為失敗者(中職在很多地方被視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如果不改革這套評價體系，就不能給每個學生真正好的教育”，此外，他還表示要尊重教育的本質，立足教育是有情感有靈魂的事業，不能機械地進行知識灌輸，要充分發揮信息化技術為教育工作減負增效，推進教育公平，促進個性化教育的積極作用。

信息化和現代化的關系。教學工具信息化不等同于教育現代化，教育現代化的根本點在于教育理念的變化，以及辦學制度的變化，不能只看到表面的技術先進，要注重信息化對教育內涵的提升。

“科技的使用一定是在特定范疇之內，結合課程有需要就用，不需要就不用。就像硬性要求所有課程教學使用PPT，導致教學失去靈魂，而有的課程教學沒有必要用PPT。反之，為了減少對電子產品的依賴，原則上不要布置電子作業，要布置紙質作業，就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不使用電子產品。” 熊丙奇認為，將科技用于學校，要符合教育規律，結合教育教學實際，從學生身心需求出發有所為有所不為。

他以之前浙江某些學校在教室里引進面部表情監控系統，對學生學習行為進行監控和分析的事件作為反例，表明這種完全把學生當成監控對象的先進科技違反了教育本質，也破壞了教師的教學自主權。提出要明確信息化技術運用于教育的邊界，尊重學生的人格尊嚴、保護學生的潛隱私。

技術與制度的關系。技術只是服務于教育的手段，如果缺乏配套制度的支撐，技術的應用只是擺設，先進技術對教學活動的改變沖不破現行評價制度、考試制度的阻礙。

“如果沒有制度支撐，技術的使用就可能成為一個擺設，我國為跟蹤學生的學籍變化，解決學生的轉學、輟學問題，投入巨大的財力建立全國中小學生學籍信息系統。然而，當一個學生到大城市讀書，在新的環境面對更高的升學門檻，讀完幼兒園之后不能讀小學，讀完小學讀中學就很艱難了，這些各種各樣的入學門檻給發揮先進技術的作用造成了巨大障礙。”熊丙奇說道，“包括用技術手段給學生提供個性化的作業，但應試教育沒有變，高考制度沒變，中考制度沒變，最后大家還是關注分數，因此技術服務的是提分。”

在線教育是個性化教育形式，政府監管要放權、禁止“一刀切”

如今，互聯網技術日益滲透到學校的教育環境和學習過程，為教育的發展締造了美好的預期，讓未來學校的想象空間越來越大。“未來的學校是沒有圍墻的，開放式的。未來不是學校，是一個學習社區。” 在熊丙奇看來，無論是教培機構還是在線教育，他們都是個性化教育的一種參與形式和力量。

“不可否認，隨著教育行業的參與者越來越多，政府的監管工作自然也將面臨更大的困難。對于教育機構中的不規范經營問題，這需要政府部門加強監管。或者說，不規范經營的根源是政府部門監管不力。這和我國對民辦社會教育機構的定位有關。按照傳統的定位，民辦教育培訓機構既是企業，又是學校，既要實行工商注冊，又要進行教育機構注冊，貌似很嚴，實則處于監管的灰色地帶，教育部門和工商部門都不管。根據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社會教育培訓機構就是營利性的民辦教育，今后一律實行工商注冊、工商監管，各地應按這一原則，建立明確的監管規則。”

熊丙奇談到，2016年我國社會教育培訓機構去年的產值達到8000億元，其中，中小學學科培訓占絕大部分。培訓機構的瘋狂，說到底，是為了滿足畸形的補課需求，而畸形的補課需求，是義務教育不均衡以及中高考制度催生出來的。

“我國各級政府部門在治理減負時，貌似很用心，可平心而論，大多是利用行政力量出這禁令出那禁令，這反而增加了行政權力，而不是削減行政權力，改革行政部門。減負最核心的措施，應是推進政府放權，包括配置教育資源的權力、主導考試招生的權力。只有以改革精神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和中高考制度改革，才能有效治理減負難題，把學生從升學競爭、應試壓力中解放出來。”

熊丙奇以上海為例指出，上海證照齊全的教育培訓機構只占三成，有60%以上培訓機構是無證無照或有照無證的，甚至有些地區的有資質、合法等我教育機構只有一成。如何治理龐大而魚龍混雜的培訓機構市場成了監管部門頭痛的問題。“只有一成合法的時候一定是監管出了問題，我們應該改變監管思路，讓民辦學校、公辦學校和教育機構共同為中國教育發展貢獻力量。基于外部衡量標準，采取“一刀切”的極端處理方式肯定會帶來一系列問題。”

對此，熊丙奇對政府的監管提出三個方面建議，推進教育改革和未來學校建設：

一要從教育出發，促成教育本質的回歸，發揮在線教育、科學技術手段在個性化教育、智能化教育方面的推動作用。

二要落實現代學校制度，在學校內部的課程建設、教育教學、學生評價中著重發揮老師的作用，促進教師職業化、專業化發展。

三要建立合理的監管體系。要降低準入門檻，將前置審批改成備案制度，把教育行業參與者盡可能納入監管體系，并通過有序的市場競爭，促進教育機構規范經營，提高質量。同時，也要多依靠市場的力量來監管，讓社會來選擇優勝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