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華近影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蘇報記者 廣 豪 實習生 許秋陽
初冬時分的傍晚，伴著雨絲走入吳門書道館，小樓深處隱隱傳來論道之聲。館長趙錕、蘇州書畫家王大夷正和一位操著陜西口音的學者熱烈地討論著。他們或坐或立，窗外的雨聲透過斑駁的窗欞，伴隨著他們專注的討論，仿佛連空氣中都彌漫著思想的火花。
他們的談吐間，不時夾雜著“民國腔調”的獨特韻味，那是一種融合了古典與現代、傳統與革新的思辨。其中，錢鐘書、陳寅恪和吳宓這三位杰出的學者成了討論的焦點。他們身上筆下傳遞出的一種腔調，如同那個時代的縮影，既承載著歷史的厚重，又透露出時代的新意，讓討論的三人著迷。
“這就是明日的主講李老師！”見記者前來，趙錕趕忙介紹。原來這就是當代著名文化學者、四川文化藝術學院中國書法篆刻學院教授李廷華先生。“這次來蘇的主題是《王羲之王獻之書法的永恒意義》，這次講的主題對于很多人來說，應該都有參考意義，因為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命中，都與‘二王’的藝術有過交集。”李老師開門見山。
第二天，我如約而至，聽李廷華侃侃而談，圍繞“二王”的出現，探究其在對于書法從士大夫階層向全民蔓延，形成全民族集體怡悅的超越時代的意義。這位身材瘦小，講話帶著濃重川渝尾音的陜西學者所論無一不精，時而慷慨激昂，時而低吟淺唱。
李廷華認為，中國書法之所以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字書寫，成為廣大人群終生喜好并孜孜探尋的藝術，甚至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代表之一，“二王”的功績是無可替代的。他們全面傳承了中國書法的優秀傳統，形成了最為簡潔實用、最具藝術內涵的書法風范，實現了中國書法從金石化向書卷化、簡札化的歷史性轉變，使中國書法在漫長的歷史延續中代不乏人，流衍至今。
“王羲之對書法藝術有著深遠影響，包括其行書、草書作品和對后世風格的塑造，尤其吳門書派的幾位代表性人物都受其影響很深。”李廷華在對話中探討了書法藝術的傳承與創新，以及現代對傳統書法的挑戰和探索。同時，他論說了中國書法史上“碑”與“帖”之爭，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觀點，展示了對書法深厚歷史底蘊的尊重與對未來發展方向的深入思考。
“二王”，何以千古是頂流
蘇州日報：“二王”書風千古不朽，在書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但是《蘭亭序》在歷史上遭遇過很多質疑，這是為什么？
李廷華：有關《蘭亭序》的爭論，最著名的就是上世紀60年代關于《蘭亭序》真偽問題的論辯。后來根據這場論辯的文章結集成冊，刊載成一本書，即《蘭亭論辯》。大致陣營分為兩類，一類是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偽造說”，一類是以高二適為代表的真人真作說。有關這場論證，郭沫若結合清代書法家李文田的觀點，并以當時出土文物等等諸多證據作為輔助，認為其書體書寫過于成熟，違背當時流行書法的風氣，進而質疑其真實性。借助邏輯推理和考證的角度，對于《蘭亭序》一文真假問題提出了反對和批評的意見。隨后高二適對于這一意見進行批判和反駁，并指出藝術家之高見，在于超脫一般世人之藝術，能夠超脫于大多數。這場論辯，其實雙方都沒有拿出確鑿的證據表明自己的觀點，僅僅做猜測和推理說明，從結果來看，蘭亭序真假問題暫時仍然沒有一個定論。但是以主流觀點來看，在沒有新的證據出現之前，王羲之的《蘭亭序》仍然是真跡無疑。
在當代，大家臨摹馮承素的墨本為多。但是這個里頭學術界又有很多爭論，近年在陜西那邊發現了馮承素的墓志銘，但是里頭沒有談到他臨寫《蘭亭序》。那么這里就有各種解釋，一種就是在他的身世之中，寫《蘭亭序》還不是一個大的事情。這個不能完全說服人，因為寫《蘭亭序》是其一個重大的文化作為，怎么一字未提？有些人認為馮本是假的，但是我認為在沒有確鑿的證據面前，不要輕易否認千年以來的定論。對于馮本，我還認為是下真跡一等的。
蘇州日報：書法作品是以什么為本體，文人書法能離開文人的文章，而獨立存在嗎？
李廷華：王羲之性情人倫為一世翹楚，書藝傳續為千秋楷模。王羲之草書《小園帖》，15行，103字，此帖被多家辨為偽帖。但王羲之的十七帖，在閣帖中沒有人懷疑，十七帖從來沒有人懷疑是王羲之的。十七帖里頭的內容也比較詳實，主要是來往的書信。
李世民他們收集到王羲之的書法以后，在很多大卷裁革的過程中，有些已經文理不通了。所以實際上除了《蘭亭序》之外，沒有完整的文章。那么王羲之的書法打動我們的絕對是他的書法之美，不是他的文章之美。有人說文人書法的書寫是次要的，他的文章是主要的，不是這么回事。我們喜歡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一直到于右任、謝無量、沈尹默，首先我們看的還是他的書法藝術。但是他的文章之美是融合在其中的，可以看見他的文化人格。我們在欣賞書法過程中，不是簡單地看字，而是綜合接受心靈上有呼應的東西，這是種融合性的藝術。
往往很多學者片面強調文化，認為如果沒有好的詩詞，沒有好的文章，書法再好都不能用，這話也偏頗。好演員連念菜單也是動人的。我們接受王羲之，首先接受他的書法之美，是里頭那種天朗氣清的感覺，它給我們更多的愉悅，讓我們了解他、理解他、喜歡他。這個關系我們要辨析清楚。最近在上博展出的王獻之的《鴨頭丸帖》，就這么幾個字，談不上什么好文章，甚至談不上是一篇文章，就是看它的美。王獻之的性情，他的瀟灑狀態，在里頭都可以大概領略到。
蘇州日報：在中國的書法史上，能被公認稱為“草圣”的書法家僅有3人，他們是東漢張芝，還有唐代的張旭和懷素，但有人認為張芝的作品中出現了虎丘，但是他沒來過蘇州的虎丘，這個草圣是假的，你怎么看？
李廷華：這又是學術史上的一個話題。現在我們講草圣實際上是講張芝。張芝是河西人，就是甘肅那邊的人。但是這個里頭出現了虎丘這樣的字樣。有人就認為張芝沒有到過這邊，作品里怎么會出現虎丘呢，這個東西肯定是后人造的。但是我又提出一個觀點，在已經湮沒的歷史中，誰敢保證張芝一定沒有到過某個地方呢？另外歷史上有這么多的典籍都談到草圣張旭。而且就張懷瓘的書論里頭講的是一筆書，不是章草。在歷史上就已經認為在張芝的時代已經有草書。我們現在看不到，我們看不到是不是就沒有？又有一個反證，八王之亂的時候，王導衣帶過江時僅僅帶著一個鐘繇的《宣示表》，還有多少東西被湮滅了？所以這句話我們還要存疑?，F在一般講張芝《冠軍帖》，有人說這是張旭的，但張旭的《古詩四帖》和張芝的《冠軍帖》在寫法上完全是兩回事，這個《冠軍帖》還是晉人風度。就比如我們看的那些“二王”的東西，它還是更潔凈一些。我們也可以把它作為一個學術話題放在這個地方。
蘇州日報：“二王”書法有什么精神特征？你為什么說“二王”是永恒的？
李廷華：我認為第一個是對前賢的全面師承。“二王”不像后世書法家那樣專學某一家。在“二王”之前沒有太多具體的名家，在王羲之之前的大師僅僅就是鐘繇、張芝。而對王羲之的書法形成影響最大的師尊是他的叔父王廙和衛夫人。通過這兩位老師，中國書法的兩個重要體系即張芝的草書和鐘繇的楷書，都在王羲之手上得到了傳承。
有一個觀點就是中國書法對應的兩個派別，是碑與帖。我自己有一個看法，我認為中國書法史上對應的不是碑與帖的對立，是金石和書卷的對應。在王羲之之前的書法都是金石的。從甲骨文到摩崖，到以后的碑版，它都是二度創作，都是刻鑿下來的。到了王羲之，因為紙張的大量出現，王羲之流傳下來的全是簡札。這個帶出一個什么變化呢？這里就含著為什么我講王羲之他是永恒的原因。
從王羲之開始書法普及化以前，比如說你寫一個摩崖，一個老百姓，一個普通人，犯不著在這個荒山野外上就寫這么大的字，摩崖就是為政府一個重大的舉措留此存照，比如說石門銘、石門頌。它是國家行為，是政府行為。比如說在這個漢簡里頭，大量的漢簡，它都是國家檔案。而我們剛才說的《鴨頭丸帖》，這完全就是朋友之間的隨意的來往。這個因為紙張的出現才可能去寫，這樣就造成一個什么情況呢？凡是讀過書的人，他都要用毛筆寫字，寫的過程中他有愉悅感就要互相保留。王羲之的時代，他把這個書法從高文大冊就是我們講的碑版書法變成了士大夫之間的聲息相通，讓人文的精神成為滲透在中國人生活中的經典元素。
書寫，中國人的氣質“存照”
蘇州日報：中國的書法為什么能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
李廷華：我作為書法愛好者，有時候也問一些朋友，家里頭掛什么字？第一個你首先是掛著你最崇拜的人的字，或者大量人家里多少懂點書法的，掛一幅《蘭亭序》。第二幅往往在你的房子里頭，你掛的就是你自己寫的字。因為只要你寫上一段時間，你都有一種自愛。
那么中國的書法為什么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它表現了這個民族的集體自愛，這個了不得。熊秉明先生提出書法文化核心論，他講我們越是到了老年，我們的字雖不能寫得怎么樣，但是它表明了我們一生，我們的趣味，我們的經歷。如果要在摩崖上去寫，要刻到石頭上或寫到竹簡上，那我們這種自愛和互相的傳遞就不能實現。當時在王羲之面前發生了一個天翻地覆的巨變。這個巨變一直延續到今天，而且至今沒有巨大的變化。為什么說沒有大的變化了呢？王羲之之前篆書確定了，隸書確定了，在鐘繇的時候楷書確定了，在張芝的時候，草書已在狀態之中。盡管湮滅了很多，但是我們在西涼的故地發現了《李柏文書》，雖然是民間零篇斷簡，但是它是草書形態。
所以在王羲之手上，書體已經完全成立。剩下來的，唐代顏真卿、張旭、懷素，都是對前人的一種繼承，當然在繼承過程中自然就有個性。我們吳門書法，文徵明、祝枝山、王寵、唐寅他們都學“二王”的，他們之間還有董其昌，他們全是學“二王”的，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相像，學得有深淺，各人有個性，在這過程中學出來的自然就不一樣。我認為這也是“二王”精神永恒的一個特征。
蘇州日報：現在書法的日常性沒有了，書法的價值如何體現？
李廷華：現在我們面臨一個巨大的困惑。書法日常書寫的實用價值沒有了，那么就要把它的藝術性強化，所以現在出現很多書法現象。我經常思考這個問題。以前很多人寫手札，十年之前，有些朋友搞了一個手札展，我也參與了，同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在《書法報》上發表，我談我作為朋友我參與，但是我要指出現在的手札基本上是假手札。為什么要說是假手札呢？我跟朋友要傳遞這個信息，早已經通過手機短信就發過去了，我發過去這個信息是手札的核心，但是完了以后為了表現風雅，我把這個重新抄一遍又給你，這絕對是假手札。我支持這個活動，但我要指出它內在的那種弊端。盡管實用性在減弱，但書法作為一個文化的留存，它的藝術性永遠存在。我們只要接觸書法，只要認真地學習書法史，見到美妙的書法就無法不感動。由用筆、結字、章法、墨法等形式要素共同作用創作出的書法作品，會讓人感受到某種精神美。這種精神美反映了書寫者的個性氣質和人文情懷。
蘇州日報：中國書法，包括王羲之的書法，它到底是實用性在吸引我們，還是藝術性在吸引我們？
李廷華：“二王”書法的精神特征還在于新創。公元4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相當單純，一個新的文化現象出現了，便有相當多的文化人潛入精神生命于其中。王羲之時代的書法略同李太白時代的詩歌，正是在無數文化人的追夢、競賽和傳奇里，產生了卓越的表現能手，成為時代文化的象征。王羲之就是他那個時代一個最顯著的代表。“二王”的重要貢獻，是把張芝所開創的稀若星鳳的草書風范大大發揚，并且派生出新的書體——行書。如果不是王羲之，中國書法不可能由實用性裝飾性往藝術性個性化轉化；后世對中國書法的崇拜，多緣其涵蘊的藝術情趣，最集中地表現了中國文化的精神。關于書法藝術性和實用性的區別，孫過庭《書譜》云：“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在王羲之以前的書法，不論是甲骨、鐘鼎、竹石，都以刻鑿為主，其藝術性是從裝飾性、工藝性間接表現的；從王羲之的行草書法開始，書寫的實用性在純熟技法的自然表現里最為直接地將書家的文化修養和性情趣味表現出來，滲透進恒久延衍的中國社會代代不窮的文人傳統。
傳馨，試開新境待后生
蘇州日報：前人已經創造了書法的高峰，后人還能開創屬于當下的新境嗎？
李廷華：王獻之的草書是少年天縱。在唐代的時候，對于王羲之和王獻之的態度曾經出現過時代性的一種反轉。在唐太宗時代，人們對王羲之特別推崇。到了后代，懷素、張旭他們出現以后，王獻之的草書又成為一個主要的風范。
這里我要談到現代學者一個觀點，就是錢鐘書的老師、著名學者吳宓曾說：“物質科學，以積累而成，故其發達也，循直線以進，越久越詳，越晚出越精妙。然人事之學，如歷史、政治、文章、美術等，則或系于社會之實境，或由于個人之天才，其發達也，無一定之軌轍，故后來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勝前。因之，若論人事之學則尤當分別研究，不能以‘新’奪理也。”舉個例子，今年新出的手機肯定比去年的好，不用懷疑，但從書法藝術講，今年的書法不見得比去年的好。很多人常說，不出新，我們對不起時代，但是出現一個新鮮的東西，有人就評價他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就是不深究。如果客觀地看待人類的發展歷史，應該承認，科學技術的發展，總是呈線性上升趨勢，而精神文化的發展，則有更多“曲折”。
蘇州日報：當代對書法藝術是一個什么認識？書法藝術面臨諸多因“現代化”而產生的變異與困惑之中，其價值意義是否能持續？
李廷華：如果說“蘭亭論辯”多處政治性的發難，而當代以視覺刺激、形式構成為內在邏輯的現代書法，是對中國文人書法的顛覆。“二王”書法開創了文人書法藝術的審美風格，對以后中國書法藝術乃至中國文化的影響無可替代，它揭示了中國文人悲欣交集的精神世界。同時，“二王”書法是規范與自由的高度結合，兩千年來，“二王”書法得到最廣泛的傳播，歷代名家層出不窮。
如今，中國書法在日益開闊的世界文化格局里既有魅力又產生困惑。片面抽取某一因素而發揮，就可能離開書法藝術的本質而成為非書法。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很多探索性的做法，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對書法的理解到底是什么？你在書法方面的才藝到底是什么？如果說你本身才藝是有欠缺的，你的功夫達不到，那么只能旁逸斜出。
我們要在淡定中對中國書法的本質加以認識，世界文化越是繁榮，民族文化的魅力就越彰顯，對其外延內涵的理解和研究就越具吸引力。在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說王羲之、王獻之所代表的書法藝術風范永遠不會過時。我相信，這種理性的認知不因環境而變異，不因時空而轉移。
人物介紹
李廷華，原籍湖北宜昌，1951年出生于重慶，久居西安。現為四川文化藝術學院中國書法篆刻學院教授，曾于西安、昆山、惠州、東莞、淄博舉辦個人書畫展覽。獲“書法風云榜”2015年度“書法批評獎”，2018年度“書法學術著作獎”。主要著作有：《翰墨心情》《在淡定中尋覓——錢鐘書學術的人間晤對》《中國書法的人文處境》《中國書法家全集——王羲之、王獻之》《中國名畫家全集——趙孟頫》《王子云評傳》《廣藝舟雙楫辨析》《高二適評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