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仁輝近影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蘇報記者 羅 雯 實習生 章鐘元
兩只斑鳩、兩只鴿子、兩只黃鼠狼、兩只畫眉、一條蛇、一些老鼠……蘇州奧體中心商業廣場的櫥窗里，十三塊屏幕正放映著一組由紅外攝像機拍攝的黑白影像：雜草叢生的廢墟里，野生動物不時闖入其中。這是新加坡藝術家趙仁輝應蘇州當代美術館“空間生產力”項目邀請，在過去三個多月里，在蘇州的一處荒廢村落采集并編輯出的影像項目“都市荒野偵探”。
趙仁輝口中的“都市荒野”，是一個在地圖上都無法準確定位的地方，卻是他探究人與自然關系的絕佳樣本。“與完全的自然有所區別，這里也有過人類活動的痕跡，如今留下了一片荒蕪。”他認為，“正是這樣的‘都市角落’，才能通過‘觀察’發現自然在一點點回歸，‘廢墟’之中也會重新長出‘血肉’。”
“不確定性，或許就是這個藝術項目的魅力之一。”對于趙仁輝而言，發現黃鼠狼、斑鳩、畫眉、老鼠等小動物背后的故事，遠比發現新的物種要更令他感到興奮，“我不是科學家，我用科學的手段和方式采集素材，但用美學的眼睛去發現自然。”
1983年出生的趙仁輝在27歲時便獲得了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頒發給青年藝術家的國家級最高獎項青年藝術家獎。今年，他又成為第60屆威尼斯雙年展新加坡館的代表藝術家。
翻閱其創作履歷，從靜態攝影到裝置，從紅外攝像到動態影像，他的步伐遍及北極、印度洋上的荒島甚至都市中的荒地，“自然”的主題未曾改變。
在來蘇州之前，他已經在中國廣東、韓國釜山和新加坡等地做過相似的實踐。在廣東順德，他調查了一片人為栽種但最終被退讓給自然的竹林；在釜山，他調查了一座坍塌后被動植物占領的舊房子；在新加坡，他調查了一片殖民地時期曾是軍營但目前已被自然接管的次生林——在這些“都市荒野”中，人類與自然拉扯、對抗，最終達到平衡，成了共存的復合體。在趙仁輝看來，這些“都市荒野”往往是被人類忽視、遺忘的地塊，由于生物種類比較常見，時常被認為沒有足夠的科學研究價值，而事實并非如此。
2007年，在英國留學的趙仁輝虛構出名為“批判性動物學家研究所”的科研機構，并以機構的名義開展藝術項目，他模擬科學家的身份開啟對自然歷史、生態環境的探索。他認為，現代社會給予了科學太多的信任，于是他試著借用科學的語言和面貌來包裹藝術，去試探，人們是否會給藝術以同等的信任——像對待科學那樣。借助他的“科研機構”，趙仁輝完成了許多項目，《動植物漫游指南》便是其中之一。
因此，不少評論家與研究者將他作為探索“藝術中的科學元素”或“藝術與科學”跨學科實踐的范本。然而，趙仁輝卻始終在避免自己作品中科學與藝術的天平倒向“科學”的一端。對于“批判性動物學家研究所”，他認為這是一個“用藝術的視角替代科學，嘗試用美學的方式看待自然”的機構。他表示，作為藝術家，他希望去和科學家“唱反調”，“提供一些新的觀點、新的視角去看自然”。
在都市里找到一片“荒野”
蘇州日報：我注意到在這次的“都市荒野偵探”項目之前，你已經在順德、釜山、新加坡等不同的城市完成了類似項目，這次來到蘇州，有什么不一樣的感覺？
趙仁輝：其實每一個地方的感覺都很不一樣。不只是國家和城市，它的歷史、氣候、環境，包括它是否靠近人類聚集的地方、過去的歷史發展，在每一個我觀察的地方都有很大的影響。
這一次來到蘇州進行“都市荒野偵探”項目，與我之前在順德、釜山的創作模式比較相似，即找一個靠近市區又不是公園的地點，可能是一個已經沒人住的、廢棄五六年乃至十多年，但還沒有被再次開發的地方。這個地方可能是一個很小的破屋子，也有可能是一整個村，這次在蘇州就是找了一整個村。
另外，我覺得蘇州其實很像新加坡，所有的東西都規劃得很整齊。綠化看起來要比順德更多，因為種了很多的行道樹。每一棵樹、每一段溝渠，都是精心設計過的，也得到了充分的維護。路邊的花草樹木，都是為人服務的。所以雖然有很多綠化，但很難找到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荒野”。所以當我發現這個村子的時候，我感覺很奇怪，因為在這樣一個高速發展的城市里竟然還有一個已近10年沒有發展的、接近自然的村落。
蘇州日報：你是如何找到這個地方的？
趙仁輝：這次是和吳中區野生動植物保護協會的金會長一起去的。他喜歡觀鳥，但相較于自然保護區，他更喜歡去一些曾有人居住但現在已經荒廢的地方，那些地方的自然環境在人類離開后慢慢地發展，再次接管、覆蓋了原本被人類占據的區域。
他介紹了這個村給我，村里沒什么人，而且很多舊屋子都慢慢開始垮了，其中一些已經變得破爛不堪，草木生長在里面。盡管平時走進去不會很容易看到動物，但可以輕易想象到，在沒有人的時候會有很多動物棲息在這里，鳥類也會在這里筑巢。
這個村從開始荒廢到現在已經有八九年的時間了，一間廢棄房屋里遺留下來的掛歷停留在了2016年。但是因為附近還有一些耕地，所以還會有人跑到那里種些東西，也看到有人把漁網放進池塘。
蘇州日報：具體是如何記錄的？
趙仁輝：我在村子里找到了一個很小的水池，大概三四平方米，圍繞這個水池做了一些記錄。我放了很多紅外攝像機，如果周圍有什么聲音，或有生物活動的話，這些攝像機就會開始錄制視頻。這些攝像機其實是放越久越好，因為剛把設備放在那里的幾個星期，那些動物是不會靠近的。
所以在放攝像機的第一個月，并不會看到什么生態的動靜，后來第二個月、第三個月、第四個月我們才開始發現野生動物的行蹤。我放置攝像機的區域有自己的“居民”，所以在最終的成品里，你會發現出現的鳥總是同樣的一兩只，包括貓還有黃鼠狼，都是這樣，總是同樣的幾只在這個村里面行動。所以我訪問了這些動物、這片生態，試圖發現它們在沒有人的環境之下，是怎樣在這個村里面生活，從中尋找一些故事。所以這次的作品的主體就是由這些在村里放置了近4個月的攝像機所拍攝的視頻構成的。
四個月其實還算是比較短的，我之前在順德的項目攝像機放了差不多有十個月到一年的時間，當時正好是因為展覽要延期，所以我們就一直放了很久。在釜山的項目也是一樣，也是因為展覽延期，所以有了更多時間去做記錄。所以盡管現在在做展覽，但這些攝像機并不會被收回，它們會持續工作到年底，收集更多的資料。現在的展覽可以算是一個階段性的成果展示。
去關注一塊荒地的美和重要性
蘇州日報：你剛剛提到，蘇州的綠化建設是經過精心規劃、設計的。相比于通過栽種行道樹的傳統做法，也有一些國家傾向采用在市內設立大量自然公園的方式提高綠化面積。你認為這種差異是否對不同地區中人和自然的關系產生了影響？
趙仁輝：可能對待自然的態度有所不同。綠化帶看著很舒心、太陽很強的時候可以借行道樹的樹蔭遮陽，我們在高效地利用自然。自然環境成了一個生活的背景，但與真正的生活內容關系不那么緊密。當然，我們也很少去考慮跟別的動物、植物一起共同生活。
現代的城市規劃都會有要求，必須要有公園，有綠化，所以這幾年來我們也會看到很多地方很重視綠化建設。可是這個綠化大多數時候都是人為制造的，而不是將一塊自然生長的地方進行保留。
蘇州日報：這次展覽的名字里出現了“都市荒野”這個詞，荒野似乎通常被定義成一個人類還沒有接觸到的地區，但是“都市”和“荒野”兩個詞語的組合，似乎重新定義了荒野這個概念。所以，在你看來，在人類高度干預的環境之中，荒野是否還有它存在的空間和意義？
趙仁輝：從全球范圍來看，真正沒有人干擾的地方已經幾乎沒有了。尋找完全沒有人類干預的自然是一個很浪漫主義的想法，因為這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地方。
如果我們把是否被人類干預過作為一個判斷“荒野”的標準，那么我們可能會帶著一種審視的眼光，認定一些自然環境是“差的”，另一些是“比較差的”。比如，一片森林覆蓋了一個荒廢的村落，這就可能會被認為是一個不太好的自然。
然而，如今的世界，只要是可以被開發的地方，人類都會去開發。這個時候，突然出現了一塊被我們遺忘的地，突然大自然在這塊荒地上自行發展，樹木生長出來、野生動物出現，那我覺得應該去關注它的美、它的重要性。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并不會意識到這些地方的價值所在，但實際上這些地方有很多值得關注的東西。首先這是一個無人干擾的自然生態，并且是一個可以和人類歷史與行蹤嵌合的，非常當代的自然現象。
蘇州日報：你剛剛提到了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包括自然再次覆蓋人類遺留下來的痕跡，乃至“尋找都市荒野”這個行為，似乎都在暗示自然和人類有一種對立的關系。
趙仁輝：我覺得在現在人類發展的圖景之中，自然發生的東西是最寶貴的。
人類建立的花鳥樹木與自然生態，需要每天去照看。可是這次我所找的村里的東西是完全沒有人為控制的，并且也發展出了復雜的生態，有鳥類、昆蟲等，沒有人類特意去劃定保護區，這些動物就自己來了。所以當我們每天在砍伐樹林建造樓房的時候，如果有這些和我們共存的自然環境，那我們應該去關注一下，應該持有一點不一樣的觀念去欣賞它。
蘇州日報：這其中是否存在一種有意識的去人類中心主義的構想？
趙仁輝：有一點點，但完全脫離人類是不可能的。進入城市中的荒野，會發現人的痕跡還在，甚至人類依然還在使用它。不過真正的重點是，人與動物、植物，是怎樣在這個地方共同相處的。
很多科學家喜歡看稀有的品種，從而判斷生態健不健康，但對我來說，只要有人類之外的生命在這里生活，我覺得就已經很好了。通常我們在市區看到的只有野貓、野鼠，所以如果能在這個村里再找到幾個別的物種，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藝術家如何與科學家“唱反調”
蘇州日報：2007年，你在讀本科時虛構了“批判性動物學家研究所”。這似乎是在嘗試模擬一種嚴肅、客觀的科學化的工作模式。這種工作模式如何影響你的藝術實踐？
趙仁輝：因為我覺得通常我們對大自然的觀念都是從科學中來的，不是從藝術來的。當然，我們認識大自然，認識動物、植物都必然需要科學的肯定，理解科學的觀點。所以科學的知識與視角對我們和自然間的關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然而，很多時候我們從大自然中獲得的那種感覺并不是科學的感覺，而是源自美學的。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藝術家可能也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觀點、新的視角去看自然。所以“批判性動物學家研究所”存在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用藝術的視角來替代科學，嘗試用美學的方式看待自然。
蘇州日報：我在《藝術論壇》上看到過一篇你談自身創作的文章，里面提到“科學家與藝術家對世界的探索應該有所區別”。所以這種區別是否就是你之前說的，與科學不同的、藝術的看待方式？
趙仁輝：對，比如說，我在蘇州的這個村里放了很多攝像機。如果是一個科學家，他可能是為了發一篇論文，并且有一個明確的主題，比如說通過動物的數量和品種來判斷一個地區的生態好壞。但對我來說，我只關心這小水池每天都有兩只黃鼠狼按時出現，還有兩只鴿子，每天下午2點都會在這邊喝水。所以對于認識這個地方，這些故事給我帶來了一些新的經歷。但科學家可能不會關心一兩只鳥或是黃鼠狼的故事。
所以當我進入一個新的地方，我并不帶有一個主題。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故事，抑或是并不會發生什么故事。
蘇州日報：所以科學家更關注宏觀的、數據化的內容，藝術家會更關注細節與敘事？
趙仁輝：對，藝術家的工作就像是你進入一片草地，在上面亂走，然后走出來之后，低頭發現褲子上粘了一顆種子或者一只昆蟲。我更關注過程之后剩下的故事，這些故事是在這個場景中自然發生的，而不是人為定義的一個劇情。
蘇州日報：你以前的一些作品，比如說2018年前后的一些攝影作品，似乎在刻意模仿一種科學的語境，包括采用非常平白的鏡頭語言、使用拉丁語學名進行標注。
趙仁輝：那階段的很多作品是我看著網絡資料做調查時讀到的一些故事，所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關于科學界發生的一些事件、發表的一些論文。過后我再去通過拍攝、捕捉一些影像回應這些調研，所以看起來會很節制。在這之后，當我自己真的嘗試到野外進行長期工作的時候，工作方式就發生了一些變化。
蘇州日報：但當時的做法似乎反而去除了你之前提到的藝術部分，去除了一種敘事性。
趙仁輝：很難說，當時雖然在視覺上有所控制，但仍然保留了很多未知的東西。包括后來我到森林里去工作時，這種控制仍然是存在的，比如拍攝的地點、時間，可能在拍攝的中途還要進行一些調整。
蘇州日報：你大概是什么時候從這種比較平鋪直敘的靜態攝影轉換到了新的工作方式？
趙仁輝：就這幾年。2018年，我在新加坡做一個藝術駐留，剛好工作室后面是一片樹林。這片樹林有自己的歷史，但目前已經變成了荒地。我就想去了解一下它目前的生態狀況，并在樹林后面放了一些攝像機，開始長時間的觀察。
剛開始在一個位置進行記錄的時候，大概率什么東西都看不到。可是當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時候，你就會開始思考，因為這種場景里不可能沒有任何生態動靜，于是開始思考那些動物到底會怎樣利用這個地方，作為創作者的心態就會產生一些變化。
蘇州日報：很多時候，藝術和科學會被置于一個對立的位置。近些年“研究型藝術家”的數量明顯增加，藝術家們開始強調“研究方法”。并且，很多人開始強調“藝術+科學”的跨學科融合。你也被很多觀眾、評論家認為是一個“研究型藝術家”，并且他們也樂意通過你的作品討論藝術與科學的問題。你如何看待這種趨勢？
趙仁輝：當你看一個東西，只從一個觀點看，永遠都是片面的，唯有從很多個觀點去了解才能窺見全貌。而藝術跟科學都是一種觀點。所以如果藝術家可以用其他學科的視角去看待事物，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當然，作為藝術家嘗試利用科學、利用藝術、利用哲學的時候，還需要考慮它們的比重，因為一件作品是不可能容納全部的知識的，需要進行主觀的控制，找到一個平衡點。
蘇州日報：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科學被引入藝術中，原本被藝術家們強調的敘事性、創意性等元素似乎就會被削弱。在你把科學視角引入創作中的時候，是否會擔心“藝術性”的缺失？
趙仁輝：會。我經常提醒自己，我是藝術家，不是科學家。因為如果科學家能做到的事情，我干嗎還要去做？我希望能帶來一些新的東西，所以我一直在想，藝術家要如何去和科學家“唱反調”。
所以，科學家不看的東西我一定要去看，科學家覺得不重要的東西，我就想從藝術的視角發掘出一些好內容來。哪怕科學家提出了一個我認同的觀點，我也要去想想能不能用別的方式去看待。無論藝術家還是科學家，他們提出的也只是一種觀點，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理。所以我覺得，藝術家和科學家的工作都是在幫助觀眾把這個世界看得比較整體一點，而不是通過單一的方式感受自然生態。
蘇州日報：所以其實還是平衡的問題，對嗎？藝術家要保留一些自己的堅持。
趙仁輝：是的，但我覺得每個人都不一樣。比如有些人，他就是需要很多數據才能得到一種對世界的確定感。他可能不會關心我之前說的那些村里的小故事，但如果我告訴他這里有多少品種的動植物，他就會感受到這個地方的價值。同樣，也有一些人他不會那么關心這些數字，反而會從那些拍攝的視頻中找到美感，會更關心那些小動物的故事。所以，每個人對世界的看法、觀點是很不一樣的。
人物介紹
趙仁輝，新加坡籍視覺藝術家，主要以攝影方式進行創作，同時采用多學科方法將影像與實物并置呈現。主要探討人類與大自然的關系等課題，同時也關注人類的態度和觀點如何影響我們對大自然的認知。他曾在新加坡、中國、日本、澳大利亞、意大利和美國等國家舉辦個展，亦多次參與各地的雙年展和攝影節。
2009年，其作品獲大華銀行年度之畫（新加坡）；2010年，獲得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頒發給青年藝術家的國家最高獎項青年藝術家獎；2011年，獲得倫敦藝術大學舉辦的德意志銀行獎；2017年，他以當屆唯一東南亞藝術家的身份入圍Hugo Boss亞洲新銳藝術家大獎；2019年，他憑第六屆新加坡雙年展的作品入選第12屆貝尼塞獎；2020年，獲第一屆Silvana S. 基金委托獎；2021年，獲第44屆佳能寫真新世紀攝影大賽的優秀獎；2024年，成為第60屆威尼斯雙年展新加坡館的代表藝術家。
